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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第4页）

信念和想象方式。

更重要的是，李敬泽也用自己跳**而感性的叙事，明确地揭示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中国置于“被看”

“被说”

的从属地位后，在总体性建构过程中，一直缺乏也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主动参与，从而导致1840年以来，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建立起的总体性，实质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结论。

这个充满危机的结论深刻地昭示，在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汉语虽然没死，但那个能被汉语清晰而完整表述的文明，实际上已处于沉默状态，并逐渐失去自己的声音。

西方对中国的观看、试探、误解、排斥、强势介入，很难在一部叙事性极强的作品中呈现出来，但在《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和《咏而归》里，李敬泽却能以貌似信马由缰，背后却始终有一团聚精会神气息的宏大叙事，举重若轻地打理得清清爽爽。

很难想象，如此宏阔而严肃的命题之下，李敬泽却能将自己的思考包裹在《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和《咏而归》这样慵懒的书名中。

李敬泽通过散文所营构的文体张力，仿佛有一种魔力：读者一旦进入其文字世界，立刻会获得一种奇妙的阅读快感，他不动声色，但又旁逸斜出，惊心动魄，但又依傍细小，他纵横捭阖地运用历史和故事，在中西方的双重镜像中再现互相依存的交流史，并目光如炬地洞悉，交流背后所形成的“总体性”

实质匮乏主体的真相，也恰恰是在这种发现中，作为写作者的李敬泽，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从根本上保证了他散文叙事整体性的达成。

确实，叙事主题上“总体性”

的凸显对李敬泽散文整体性叙事起到了支撑，作为创作主体“主体性”

的确立，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李敬泽没有把清理历史作为精神飞翔的终点，他对历史的清理，只是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找到一个扎实的起点，并以此出发，去重新解释世界，特别是重新解释中国，并在重新界定历史的基础上来展开可能的未来。

因为要重新整理世界，他特别关注中国与世界关联的各类细节，“必须感谢拉铁摩尔，给他发一吨丝绸。

他赠予我们一个好词，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

边塞和穷荒本是天下尽头，是边缘和界线，现在，由于这个词，界线被越过，你必须重新想象中国，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种历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来”

[37]。

毕竟，要重新解释中国和世界，重新想象中国，必须要有一种总体性的知识、信念作为认识的依据和起点。

如前所叙，李敬泽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西交流史上所形成的那一套整体性知识谱系和精神信念，已不足依恃。

那么，该以一种怎样的路径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呢？李敬泽用他的这三部作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和其他写作者比较起来，李敬泽最大的辨识度，来源其文本中密度极大的知识叙事。

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在《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16年后，李敬泽在2016年5月为《青鸟故事集》所做的《跋》中，**了自己的写作观念，对研究者而言，这篇短短的文字是打开他文字迷宫的钥匙。

“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

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38]李敬泽狡黠地将自己写作《青鸟故事集》的缘起归结到布罗代尔，以他广博的阅读而言，这种归因显然是一种偷懒的解释。

真正的原因是，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布罗代尔对“现代源头”

的关注，叩响了李敬泽最隐秘的心弦，一种心心相印的默契，让他突然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及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

这是个人阅读经验中不可强求的唤醒和激活，是一种基于知识理性所带来的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和想要探求的好奇。

李敬泽以布罗代尔的口吻说出“历史就在这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

，并放下戒备，畅游于自己知识的海洋，随时召唤记忆中的人、物、事，随时将镜头对准当下的生活，但无论他的切换怎样令人眼花缭乱，无论他的思维怎样信马由缰，无论他的文字怎样率性，以至于他忍不住在《跋》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

，在他广博的阅读基础和汪洋恣意的表达背后，他始终都围绕“历史的秘密在最微小的基因中编订”

这一精神原则，也在此原则上建构起他对历史和世界的理解。

可以看到，他从布罗代尔那里确立的与世界接触的精神方式，是如何左右着他的写作观念、立场和世界观，布罗代尔对他的唤醒是多么重要的精神事件。

正是在明确的对世界的“总体性”

基本信念的指引下，李敬泽开始了重新整理、定义世界和中国的发现之旅。

在更多关注中西交流历史细节的《青鸟故事集》和《会饮记》中，李敬泽通过对纷纭的历史细节的钩沉，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这沉默的过程使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显得卑微，因为它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