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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第5页）

[39]也正是基于对卑微然而浩大、又被历史书写所遮蔽的底层力量的坚信，他坚定地认为一个普通的参与出海贸易的账房先生记下的船上那些事情，“比朝廷帝王将相经略天下的伟业重要得多”

[40]。

同时，李敬泽也抛开了对历史的必然铁律的信仰，敞开了偶然性、巧合和各类可能的“意外”

对历史走向的潜在作用，“有些日子不为人知，但绝对重要。

它们是小日子，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年哪一天。

那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刻，人们感受着莽**的风，但谁知道这风最初的游丝般、鼻息般的律动起于何时？”

正是基于这样玄远幽深的沉思，他相信，“我们的面目，可能最终是由那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物所塑造的”

[41]。

他不相信抽象的结论，只盯住历史的缝隙，坚信“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

[42]。

从李敬泽以上的思考可以看到，他没有崇尚英雄、精英“创造的”

光明煊赫的历史，而是凸显了庞大的基层、沉默的大多数那涌动不息的力量，恢复了他们对历史的承载和担负，彰显着由他们人生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巨流对历史的决定性意义，闪现着“民本主义”

的思想光芒，并以此实现自我对历史、对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解释，李敬泽对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视，也延伸到了他对现实的判断中。

在《会饮记》的《机场》一节中，李敬泽在谈论书法的真实处境时认为，书法已“被切断了与日常书写的联系”

“失去了与这个时代新鲜的、活着的文化经验的联系”

，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种“招魂的仪式”

。

这样的判断，立场清晰地表明他对现实热腾腾日常生活的重视。

说到底，他骨子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而现实的日常生活，也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生命的活力和能量，他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喜欢这简单的阳光、这热腾腾的人群”

[43]。

李敬泽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基于此而做出的判断，的确颠覆了既有的历史认知：历史为英雄或精英所主宰的历史观被破除，历来被认为是历史主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李敬泽替换为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和光同尘、凡尘万丈的当下性现实，亦被李敬泽所肯定。

李敬泽对世界的重新界定显然既来自对知识的梳理，也来自生活对他的滋养，来自生活常识给予他的洞见。

在他对文明形式、艺术载体的细心勘探和判断背后，跳动着的是一颗活泼的现世的心，是他试图沟通知识和日常生活关联的热情。

由此可见，李敬泽对世界的新认知和对艺术的体察，始终和生活的肌理密切相关，就算是履行批评家的职责，他也总是能别出心裁地从生活的细处发现另类的秘密。

而在他最基本的发现里，在炫目知识的包裹背后，他内心深处对众生的体恤和悲悯，他目光向下的、紧贴人民的热切和执着分明可见。

这种生命态度，这种理解世界的独特精神方式，是李敬泽作为独一无二写作个体的最大秘密，也是构成其总体性考察和整体性写作的最大支撑。

杨庆祥曾提到，“他（李敬泽）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用一种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而且真正地转化成了生活——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皇帝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最终是，最日常的中国生活”

[44]。

确实，“最日常的中国生活”

构成了李敬泽所有写作和观照世界的根本立足点，孕育了他写作与现实的血肉关联，换言之，从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出发，李敬泽接通了日常生活历史观和宏大叙事的血脉联系，凸显了其问题背后最为强大的方法论根基，“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

，用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并形成全球化视野下的“本土化”

指向，事实上构成了李敬泽历史观最为明晰的思想路径。

程文超在《“两个西方”

与“本土化”

问题》中特意强调，“我们进行‘全球化’的讨论，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的需要、中国的问题，要把‘两个西方’放在中国本土需要与问题的维度上进行探讨”

[45]，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着比之更早的思考和实践。

也正是立足于被历史叙述遮蔽、数量庞大的“卑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