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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第6页）

所隐藏的巨大力量，李敬泽穿透了历史尘埃，对“中国精神”

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咏而归》用一种回复到经典的重读，再现了传统中国的人、物、事，触及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回望和审视，这构成了李敬泽创作的精神基点。

在《咏而归》中，那些早已在历史烟尘中隐匿的人物——北宫黝、孟施舍、孔子、刘歆、宋襄公、邓析、阖闾、要离、伍子胥、申包胥，被他重新擦亮、点燃，被他命名为勇者、英雄、义士和血气之人。

而鲁迅、丁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的革命者等这些现代人也被李敬泽请了过来，他们在《咏而归》构成了一幅中国历史流转的巨幅画卷，将中国何以是中国，中国人何以是中国人，中国何以构造成这样的现实呈现出来。

在李敬泽那里，“中国精神”

既体现在伍子胥和申包胥这样的“血气之人”

的身上——“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春秋之后不复见。

他们把圣人、唐僧、知识分子都逼上了绝境，对这样的人，我们无从判断，无话可说，怎么说都只是露出了小人之心。

他们凭着血气冲出了我们的边界，任我们的智慧、我们精致的啰唆兀自空转”

[46]；也在孔子这样的文化圣贤的生命中闪耀——“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

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47]；同时也树立于杜甫那沉郁宽阔的诗歌中——“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诗人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和诚挚地注视着人群，注视着一个一个的百姓，注视吾土吾民，在杜甫的笔下，大地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大地，大地回到人间，恢复了、获得了它的人间性”

[48]。

要强调的是，李敬泽对杜甫有着特别的喜爱与推崇，在他看来，杜甫的“心与身就在苍生之中，就在受难的黎民中间。

当他被历史与生活放逐到最低处，与那些卑贱者和劳力者承受着共同命运的时候，这个人在底部和低处获得了根植于大地的力量，他站着书写，无畏地见证真实，由此抵达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

[49]。

杜甫那立足于苍生黎民的现实、对吾土吾民深广的悲悯和义无反顾的担当，被李敬泽一次次激活，并被他视为“中国精神”

的载体。

而杜甫站在人民中间、为黎民百姓写作的精神执守，与李敬泽在历史的重读中感受到草芥般的芸芸众生所承载的无声力量，有着内在的共鸣，这是属于李敬泽的对“中国精神”

的重新点亮和价值宣言。

至此，基本可以对李敬泽近几年出版的三部作品《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咏而归》做一个小结。

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解读，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李敬泽的宽阔。

面对现实嘈杂而不确定的“碎片化”

图景，面对世界“包罗万象”

却凌虚蹈空的零散状态，李敬泽拾捡起历史的吉光片羽，用自己心灵和情怀去将它们补缀起来，赋予它们以“壮阔的结构”

，又让如草芥一样卑微的生命在其中发光，“从碎片中为生活、意义、世界想象和探索某种整全感、某种普遍联系”

[50]。

在久远的时光流转中，李敬泽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在历经现代转型的真实人生经验后，悄然穿越时空，和这些远去的人、事对话。

他以高度的敏感和共情能力、宏阔的视野以及对时间阻隔的重新接通，在与当下的精神图景的对照中，感受到了中国精神结构的巨大变化，悄然激活了古老传统中闪亮的精神碎片，并以此作为修复当下破碎的重要依凭。

这种动人、动情而让人深思的表达，展现了一种来自批评主体探究、理解的态度：能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方看得见具体人的脆弱；看得见历史尘埃中个体的脆弱，方懂得悲悯并愿意付出共情心。

而他对“没有主体的总体性”

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知识谱系的清理，对中国的重新整理和想象，以及“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擦亮”

，成了他写作观念中极为重要的基石，也注定了他的视野和观照方式的特别，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这些观念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批评以外的随笔文字中，以“敬泽体”

廓大的容量和大气的文风，进行了具体的实践和“子部复活”

的尝试，这些都构成了李敬泽文体极强的辨识度和整体性叙事的重要前提，也为他承载宏大命题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