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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2页）

所以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努力必须集中于政治。

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

[98]正因为认识到政治关系到更大多数人的生存，所以萨义德等人才要求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不赞同“完全抽离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

，不主张“极为孤立并献身于深奥，甚至可能是玄奥的题材”

，要发挥知识分子在关涉众多人的公共事务面前、“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

的抗议功能。

既然政治的领域那么开阔，对政治的介入如此必要，我们时代的文学还需要唯恐避之不及地远离政治吗？无可否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

“尊重文学内部规律”

“注重文学的审美性”

，倡导“纯文学”

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强调文学规避政治，是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狭隘，没有在更宽阔的理论背景上去思考政治。

时至今日，要求文学远离政治的做法已不合适，我们不能再因为对威权政治的反感，而让文学远离政治的全部，这会让我们的文学因为丧失对更大多数人普遍生存境况的关怀而变得日渐冷漠，而这种状况已成为当下文学不可忽视的症结，所以文学应该回到政治的原点，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重建全新的认识。

文学面对的是人类生活整体。

一个作家可以选择按个人的自由意志沉醉于纯粹艺术创造中，但文学整体上不能以“远离政治”

为借口，以放弃对他人和整个世界的关怀。

英国作家奥威尔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感的作家，他一生的重要写作也献给了政治。

他的《动物庄园》“全是关于动物的”

[99]。

在这部寓言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

他的另一部小说《1984》则“集中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全部思考”

[100]，表现了复杂的政治事件，表达了作者对极权政治的强烈憎恨，政治成为他写作的艺术生命和不竭源泉。

在他看来：“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的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

[101]。

这与认为明确的政治意图会伤害文学的成见是多么不同啊。

在奥威尔看来，政治不仅无损文学的艺术创造和美学风貌，反而可以成就其美学的“诚实”

。

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102]奥威尔的话，多么深刻地说明，政治并非文学的天然克星，而是文学极为重要的支点。

现在回过头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文学刻意疏远政治的做法是偏颇的，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文学在背弃政治之后，把目光从公共性领域移开，专注于私人领域，沉迷于物质和消费的满足中，遗忘了文学的责任，切断了与中国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不但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

，同时也失去了关怀人类整体事务、对人类基本价值发言的“人道”

精神，丧失了与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的深切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有必要把“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