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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3页）

的书写和“靠政治”

的写作区分开来。

“为政治”

的书写是指在本着政治的原点、本着政治的基本精神，即在“求得有意义的生活”

“保护人服务人”

“唤醒个人的良知”

基础上的写作，这种政治书写朝向公共领域，立足民生事务和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利益诉求，关系众多人的现实，与作家脚下的大地和生活于此的民众发生着深切、紧密的关联，富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没有和当下生活隔离，作家在写作中亮出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表达明确的是非感。

在这类作品里，政治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生硬的政治理念图式，而是作家把内心的道德感、正义与善的精神投注到当下生活中而对现实真相的发现。

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写作，作家向人们出示的是关怀社会、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的义务感和深信现实中还存在不合理、必须加以改造的不调适精神，是对个人深植的大地、人民的炽烈情感，亦即乌斯宾斯基所说的“土地—人民性”

。

所以，“为政治”

的文学，实际上是为人道、为普遍正义、关怀基本民生的文学。

即使它以国家政治生活“大事”

作为表现对象，在其描述背后，也不是为政治威权的合法性辩护，传达出来的仍然是作者立足民生立场而做出的个人判断和思考。

“靠政治”

的写作则与此相反，这种写作以政治威权或政权统治为依托，作为权力工具而存在，一旦其背后的政治威权变迁，使命也就结束。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更多是作家们出于像鲁迅所说的“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的“为政治”

的写作，也是在广义的政治上、立足于政治“原点”

之上的写作。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引，与党的革命斗争有紧密联系。

毋庸置疑，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写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一种思想公器，作为一种具备一定思想权威的“统识”

而存在。

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不是“灌输优势”

的结果，而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和对中国社会巨大的阐释力量，透过共识同意机制达成。

周策纵就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的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这个目的所引起的。”

[103]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部分的左翼写作的兴盛，就不仅是基于民族危机，要外争国权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主要是源于国内阶级危机、社会公正无人受理、民众生活维艰的严峻国家内部的局势。

左翼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力从关心中国国际地位、个人解放、思想革命，转向关注国内广大底层民众的阶级解放、热衷于用政治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标志。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底层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和其展现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吸引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激起了知识者为底层民众达成解放的责任心，他们由此开始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开始相信民众的革命潜能和力量，开始相信通过唤起底层民众的革命精神就能引领他们起来反抗，进而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

换言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写作，其起点是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出于对广大底层生存苦难状况的关怀和由此滋生的人道主义情怀及政治参与意识。

由此看来，左翼文学不能简单视为接受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指引的文学，更不能简单理解为配合政党的政治政策、以政党的政治实践为依据的文学。

左翼文学有大量用“革命”

这一宏大事业战胜知识者爱情、亲情、自然欲求甚至性别特征的文本，它们表达了知识者为能洗刷自身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