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4页）

，克服软弱、动摇、个人主义、感伤性情，以完成从“忧愁的小丑”

到承担革命使命的历史主体，把自我完全融入工农大众、集体之中，以转型再生的强烈冲动。

左翼文学中知识者的这种自我书写，自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念中知识分子应“奥伏赫变”

相关论断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接受时代召唤、受时代风潮冲击，以致陷入痛苦的精神挣扎，进而做出自我的精神抉择的结果，并不完全像王一川所说的那样：“这种退回内心、贬抑自我、向工农认同的举动，可以视为‘五四’个体开拓精神的一种否定。”

[104]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与王一川上述看法类似的认识在学界非常流行，许多研究者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知识者的自我改造和“原罪”

意识，看作是此后知识者放弃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心理基因。

这种类比貌似合理，其实亦不无偏见。

李欧梵指出，无论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张扬自我，还是后来左翼文学的贬抑自我，其实都是导源于同一种“浪漫**”

，亦即五四时代形成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和“主观主义”

。

[105]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反复叙述革命对知识者绝对的压倒，知识者为革命不惜自我压抑，乃至自虐的极端文学表达，实质上包含了浓厚的个人浪漫想象，如果没有现实环境的森严压制，知识者的自我抑压不可能变成对自我精神、个性的自毁。

更主要的是，从左翼文学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急于献身革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代青年的自我生命定位：不把职业发展作为安身立命的方式，没有个人事业，只有为国、为民的集体事业，以革命“泯灭”

自我“小资产阶级根性”

，成为左翼文学献身“为民”

事业的写照。

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会上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些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是唯一等同于较古老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阶层的人。

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延续不断的传统，我们的座右铭也是位高则任重；还有，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只代表种种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阶级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们不滥用导致堕落腐败的权力，我们应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106]左翼作家表现知识者迫切摒弃自我“小资产阶级根性”

、向革命进发的追求，正包含了他们要突破本阶级的自私性，追逐更高的为他人理想的精神开阔性。

古纳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

[107]，芭芭拉·埃伦赖希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无阶级的阶级”

。

[108]左翼作家为民众、国家的革命压倒自我的表现，同样包含有消解自我智识阶级的本性，并肩负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

的价值取向。

他们身上具有超越知识者清雅生活和职业作家本职工作的气质，具有一种对人世的关怀和为价值献身的情怀，所以他们才能做到作家与革命者兼具，很多人甚至毅然抛弃作家的身份和职业，开始一种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虽然他们中的部分人缺乏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被认为是年少轻狂的孟浪分子，但他们超越职业工作、消弭阶级特性、投向宏大事业的精神取向，却使他们的精神和文学显示出摆脱狭隘利益的远大关怀。

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才是超越专业和自我阶层的拘囿、朝向公共事业的知识分子代表，并真正体现了左翼文学立足于政治原点、“保护人服务人”

的精神品质。

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大量叙述中国底层工农的苦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左翼作家目光向下，深入到广大底层的生活现实，惊人地发现了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真相。

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书写工农生活。

不过正像《流沙》的编者指出的，这类小说通常是三分之二在“叙说工农群众的痛苦”

，“三分之一就做鼓励煽动之词，去反抗，反抗，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