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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5页）

。

由于这些书写工农的小说许多都按当时通行的革命理念，把小说引向工农的激烈反抗，因此它们往往在整体上被当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图解之物，被指斥为“非文学”

“反文学”

，以及忽视文学特性的文学形态，从它们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左翼文学内部）的批评。

这类作品的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从“纯文学”

的立场来看这类作品，很容易对它们做出否定性的结论。

但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这类作品，那也是缺乏“基于理解之同情”

的。

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宣言自然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生硬搬用，富有攻击性的话语暴力也会让人反感。

不过，如果剥开这一层意识形态话语的油彩，左翼文学直抵人类根本价值的内在力量和深沉追求就呈现出来。

无论左翼文学理论显得如何独断，极端，左翼文学论者都坚持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即要求文学以一个社会最广大的阶层——无产阶级，这个居于社会的最底层的群体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要求文学站在“广大工农的立场”

，为这一类人数最广大而声音最微弱的人群发声。

如果左翼文学能贯彻这一基本立场，它就有了一个恒久的坚实的伦理基点，也有了让自己与千千万万的生灵发生深切关联的可能，同时也就有了把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处在表述的黑暗之中的人群及其真实的日常生存境况带到亮处的可能。

左翼文学的倡导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

“阶级实践的意欲”

，表达一种意识形态的高调，但当左翼作家真正把笔投向“无产阶级”

，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所体验到的底层真实生活表达出来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把更多的文字留给了那个阶级的广漠无边的苦难，而深重的苦难恰恰是这个最广大的阶级的民众最基本的生存实况。

在左翼作家笔下，“广大的农村，像是一面黑色的大海”

（洪灵菲《大海》），这个惊涛骇浪翻涌的大海，漫漶的是无边的苦水，农民都像是漂浮在排空浊浪上的一片枯叶，早已被苦水浸透，被风浪随意撕扯颠簸，随时都会被吞没。

《精光的死》（宗植）细致地描述了农民土发一家日常的家务劳作和生活。

土发的爹土发伯极尽节俭，不准家里见一勺洋油，一支洋烛，可在“世界早不成个样，家家只往穷处走的年代”

，克己到可怕程度的土发一家终究是日益穷困，牛也卖了还债。

适逢盛夏，田里干旱，年老体衰驼背的土发伯不得不强撑着去田里车水，实在忍耐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病倒在田头。

土发家里连请医生治病的一块钱也拿不出，村里也是“只见一家家破落”

，别人也无钱借。

第二天一早土发伯就死去了。

父亲的死并不怎么让土发难过，他更愁的是没钱给土发伯买棺材。

土发硬着头皮去找村里财主吴老先生，让他作保从棺材铺赊一副薄棺，吴老先生因为土发还欠着他的租和债，又曾顶撞过他而拒绝。

土发愤然离去。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官府却要他交临时房捐。

《藤鞭下》（杨邨人）里的渔民老八，没有了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都要打鱼，还要照顾自己卧病在床的老妻、儿媳妇和小孙子。

然而他苦苦辛劳的收获永远不够还上面派下来的捐，自己还被抓走，毒打，家人再无人照管。

小说到此为止，但作者笔下那些穷人的落难命运却还未终结。

高植的《漂流》选取了汪二一家在洪水袭来之后在洪水中漂流，经受暴风雨的吹打的场面，不动声色地叙述了水灾中农民的生活绝境。

但在作者的讲述中，我们绝对看不到欧·亨利的小说里那与自然奋斗的英雄豪情，也感受不到文学家们所赋予此种场面通常的“人定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