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6页）

的诗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者是对人伟大坚韧生命力的歌颂。

在高植的笔下，在他近乎客观冷酷的讲述里，我们只能读到水灾给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的真实的巨大破坏和切切实实的苦况，给这原本生活在苦愁中的一家人施加的恐惧、无措，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生命、暴露在灾难的侵袭中的生命那种被灾难肆虐的卑微。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述这些作品，是想说明在左翼文学中，并不是只有直接图解和演绎通行革命理念的作品，如果我们稍稍耐心一点，就会发现，左翼作品中还有大量以近乎实录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广大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讲出了那个时代在底层民众中存在的普遍的惊人的苦难的作品。

再比如文君的《豆腐阿姐》描述了同为纱厂工人的阿明，豆腐阿姐两夫妻的艰难日子。

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租住在一间草屋，除去一家的生活开销，工资所剩无几，还要补贴家用，还债，就入不敷出，吃奶的孩子也没人带，在工厂饱受工头欺压，工资也常被无理克扣，每日除对付繁重的工厂劳动外，就是为怎样把日子对付过去、怎样把债还清发愁，生活极度沉滞、愁惨、灰暗，看不到希望，更不谈未来，过一天算一天。

工人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害怕失业，一旦失业，一家人的生计将陷入恐慌。

实际上，大量的描述工农生活的左翼小说都非常细致而逼真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苦难。

由于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直面现实的冲动胜过审美创造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写作近乎记录，直接地无所修饰地进入了民众日常生存的状态之中，能纪实性地再现在极端的贫困、在深重的压迫下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真实生活境遇。

让我们看到那个群体匍匐在地、紧贴着地面的生活。

用《火光中的死》（羽农）中的农民老藏的话说，他们的基本命运就是“做——饿——死”

。

然而要活下去，苦辛地做和饿还不是仅有的折磨，由于赤贫与完全的无助，他们的生存极度脆弱，任何额外的不幸都有可能把他们逼上绝境。

亲人的病、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再多一点的地租和捐税等，都会让他们走投无路，把他们逼迫到甚至连在饥寒交迫中活下去都不再可能。

生命对他们来说只剩下没有尽头看不到边的忍受和负担以及对生命一点点的消磨和剥蚀，直到他们草枯油尽的那一刻。

他们是人，然而他们已被无法逃脱的贫困与压迫死死攫住，他们只能像一种无声的生命一样卑贱地活着。

在日复一日的愁苦中，他们早已对不幸与灾难麻木了。

“在农村里不幸的事件是太多了，每一件不幸的事件都不能怎样伤害着人们的心灵。”

农人已在无边的愁苦中被“磨得像一具铜像，在各种险恶的浪潮中，她只是兀然不动”

“穷困的生活已经不能使他们骇怕，每一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都不能怎样地使他们灰心丧气。

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做大水诚然是苦，但是没有做大水他们也不会有更好一些的生活呀！”

而工人一生的生活和命运就像龚冰庐借《裁判》的主人公矿工陈兆伯之口所说的那样，“你这样生了，你又这样死了……你的一生中没有过半点愉乐，你却受过过分的痛苦……你一直流着汗，淌着血，挨着饿，而你又在痛苦中，流血中，挨饿中死去了，你在临终的时候也没有得着半点安慰，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你的汗、你的血、你的气力一点也没有报酬，难道你为了来受这一番残酷的极刑而生吗？……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愉乐呢，我们的爱呢……你一样也没有付给我们呀！”

读这类左翼小说，施加给人的往往是巨大的精神压迫，在那些声泪俱下的作品里，有那么广大的民众只能像蝼蚁那样生活，除了生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被剥夺，他们一切的生命意志、基本的希望只是被无尽的愁苦、无边的压迫慢慢销蚀。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严重的对人的摧残与折磨呢？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人道灾难呢？生命的悲剧并不一定仅存于一些惨痛的死亡事件里，谁能否认广大的民众每天的日子都只是不断地被销蚀、被剥夺，都只是默默承受，被贫穷这个软刀子一点点的谋杀，不是最大的生命悲剧和最大的人道灾难呢？人们一般只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大规模的杀戮这些人类的惨剧，往往看不到极度的贫困、深重的压迫、对人生命的销蚀，也是无异于慢性屠杀的。

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以直面现实残酷的质朴叙事，掀开了这一普遍存在的人道灾难的一角。

让我们看到了广大的民众是怎样在这场被视而不见的灾难里万劫不复，没有任何希望地无声挣扎至死。

不能不说左翼作家对中国底层民众命运的体验和表达是相当深刻的。

他们把笔触伸向了底层民众琐屑日常的生活细节，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直白地讲述了民众血泪和苦难的非人生活“秘史”

。

揭示在一个不义的时代与社会，众多底层民众的一生就是在无尽的愁苦和压榨中度日，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光辉被一点点地销蚀，被一点点地销蚀的过程这一件事。

他们的讲述使我们看到了广大底层民众是怎样被文明的发展所遗弃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被这世界所遗弃了，这个世界，他曾替她做了三十年的苦工，尽了三十年他所有的能力。

那些亲手创造那个世界的劳动者，却被遗弃了……这些被遗弃的劳动者呢，他们挨在冷风里饥馑中呻吟叹息，在做最后的挣扎。

并且大多数的被弃者，已经无声地默默地躺在地下了[109]。”

可以说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作家对那个时代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讲述实质上是一份在文明社会底层民众遭受遗弃、被野蛮对待、处于深重苦难中的一份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