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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文学（第7页）

它告诉人们那块土地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到处都有在苦难中挣扎与呻吟的底层人，中国的社会在变动，他们的命运却亘古如斯。

它实际上也在申述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样一个已被前人揭示出而又始终未变的底层民众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

书写工农的左翼作品大多比较短小，单独几篇状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一定能给读者带来很深的触动，但众多这样的作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一起涌现，他们集体的讲述自然会汇集成一个大的声音和一股浩大的气势。

他们以大合唱的方式叫喊出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生存的苦难真相，讲出了有关他们活着的一个基本事实。

由于左翼作家的讲述是站在最广大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的激昂陈词，因而也奔涌着一股充沛壮阔的道义力量。

可以说三十年代左翼小说的确已从那沉湎于文人情趣、专事优雅的中国传统文学里突围而出，就像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宣称的那样，它们的作者的确站在了“无产阶级”

的立场，承担起了忧心最广大底层民众的命运的工作。

有了承担就有了责任，这些左翼作家才在责任的牵引下，目光向下，才能真切地感知大地和民众的存在，与这块大地上的苦难和民众的生存艰辛发生深切的关联，他们的一部分文学才能富于生活的实感，以其郁勃的生气，扫**在中国文坛盛行的浮靡和虚假，揭开让有良知的人们心情梗阻和精神痛楚的生存真相。

我们很难说这样的写作仅仅是在表达政治理念，或仅是遵从某一主义，或某一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写作。

它无疑是有关人类基本正义、并在此基础上的陈述。

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以不同的方式不间断地说出来。

三十年代左翼小说正因为说出来这样一些一直被遮蔽的事实，它才保持着与民众的现实苦难的深刻联系，才使它的陈述是道德的、人性的，也使它具备超越具体政治理念的力量和品质。

左翼文学的深远价值正是在通过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印证了这句话。

由于大多数中国文人限于自我阶层的修养和趣味，限于文学的高雅追求，阶层的阻隔割断了他们感知百姓生存痛苦的通道，尽管文学作品中也有“哀民生之多艰”

的感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多为诗歌，相对数量庞大的文人诗，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用小说，特别是用现代白话小说来讲述工农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积累起多少经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下，对这一亘古如斯并被忽视的普遍现实有了新发现，并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用尚嫌粗糙的笔，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直面普通工农如草芥般的生存，直面突出的民生问题，感受民众生活濒于走投无路之边缘的绝望心境，老老实实地将此呈现出来，践行了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的创作实践，用文学的形式为民众遭受遗弃、承受贫困、担负重压的无尽苦难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证词。

夏志清曾充满遗憾地说，假如中国现代作家“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

。

[110]他的意思是，中国现代作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等作家一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

，过于执着于“感时忧国”

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使中国现代文学不具备探讨现代人的精神病貌的人类性，所以不可能与现代西方文学相提并论。

[111]此种观点从文学的超越性而言，尽管不无道理，但不能忽视其明显的西方本位，忽视其对中国语境的漠视，毕竟中国社会的病来自匮乏和公平正义的无人受理，人们迫切需要从极度的贫困、极度无权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从这个层面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极力刻画的国民痛苦和社会症候，为时代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记录，成为我们观照今天现实的基础，由于这类作品扎根于中国的普遍现实之上，保持了与民众的苦难相连，所以这些充满义愤、燃烧着正义之火的“为政治”

文学，直到今天依然能照亮人类历史的幽暗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