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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超然（第2页）

四十岁的苏轼真能超然物外、无往不乐吗？

在密州任上苏轼创作热情很高，留下很多诗词，包括千古名作《水调歌头》。

他为枸杞**也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后杞菊赋》。

在赋中，他又一次回顾了那段以杞菊为粮的艰苦时光，说是一天到晚公事繁杂，应酬不断，惶惶然片刻不得闲暇，却连一杯酒也捞不着喝；酒倒也罢了，连吃的都没有，只好用些草木糊弄口腹，做了十九年官，真是越做越没出息了。

苏轼向来穷开心，赋中劈头便幽了自己一默：“哎呀先生，是谁教你高坐堂上，号称太守？”

苏轼早已名满天下，从超然台上翩然飘下的一张张稿纸，不用多久便能流传到朝野各地。

散布天涯的文人，赞赏之余多有唱和。

好友文同、李清臣，元老重臣文彦博等人都为超然台作了诗赋，连远在洛阳的司马光也托人带来了《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

司马光的诗前两联是：“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

——几篇抒发超脱情怀的小文章，怎么在司马光眼中，却能看出仁智忠义，甚至还有揽虎须的勇气呢？

实际上，不仅司马光，当时所有人都能从苏轼这些飘逸诗文的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仔细咀嚼文辞，一撇一捺都带有苦涩或是辛辣之气。

于是，大家会心一笑，肚里暗赞：“这个姓苏的！”

目光却如同冰冷的利箭，顺着文章的凌厉笔锋射向了高高的朝堂。

朝堂上危然端坐的是王安石，即是司马光诗中指的猛虎。

苏轼的《超然台记》也好，《后杞菊赋》也好，其实都是不满于新法的牢骚。

诗文中多次提到为官的穷困窘迫，便是讽刺王安石变法中削减州郡“公使库”

之事。

公使库的钱、酒，是地方专门用来开支官员入京或来往应酬时的费用的，苏轼认为国家对待士大夫该有相应的规格，才合“养士”

之体，王安石上台后削减太过，地方贫困，一遇灾年连太守都发愁生计，实在不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苏轼：《上皇帝书》）。

看起来，苏轼不过是为了自身待遇被降低而感到不满，其实不然。

他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庸人，否则褒贬春秋的司马光岂能勉以“仁智心、忠义胆”

之语？苏轼攻击的，绝不仅仅只是削减公使库这类枝节变革，而是整个安石新政。

这在他的文章奏疏中有明确的论述。

苏轼原本可做京官，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向皇帝反复谏争后毫无效果，被放外任。

司马光也有相似经历，在朝中与安石争论多时终是枉费力气，先是坚辞枢密副使高位以示不合作，后来越看越恼，干脆退居洛阳修《资治通鉴》去了。

非议新法的苏轼自然是司马光的战友。

他们不会孤独，因为他们的战友遍布四方；而当时的帝国中心，卷起袖子大干的却都是王安石的人。

王安石的人，被称为新党；司马光苏轼等靠边在野的牢骚客自然是旧党。

苏轼咽着杞菊那些年，正是新党春风得意的时候。

北宋党争之反复激烈，为历史上所仅见。

新党得政打压旧党，旧党归位放手报复，不久天道循环又是倒个个……颠颠倒倒几十年，一刻也不得安生。

党争先代也有，但宋朝的党争却有其特色。

史家王桐龄先生曾云：“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钩党，唐之牛、李党；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党、复社党、阉党，皆可谓以小人陷君子。

唯宋之党祸不然。

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不消，皆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

一句话，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双方阵营，完全不能以君子、小人来区分——尽管人人都自以为自己这边才代表正义，对方尽是龌龊小人。

那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君子都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不可自拔，人人挥舞拳脚，各自用不无偏激的笔墨为后人留下了厚厚一摞涂涂抹抹的卷宗，使得这场糊涂官司历经千年还是夹杂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