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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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超然（第3页）

这公案确实难判，司马光苏轼他们自然是君子，然而他们的大对头王安石也同样具有高尚的德行。

即使是最苛刻的反对派，也很难在他的私生活上找到把柄，只好讪讪然攻击他不讲卫生，不洗澡不洗脸不换衣服，没多少说服力地一口咬定如此不近人情定然是个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恶。

对于为何独独宋代出现如此难分是非的党争，王桐龄认为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宋朝国策尊文抑武；二是集权太过，财政军诸权皆集中于中央。

因此天下人想得志只能从文，而文人若要立功名只能奔走于都城；但朝廷职位毕竟有限，能施展抱负的“仅有二三执宰”

，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分配少数官职，不争才怪。

所以他下了结论：“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

此论自然有理，但细思下去有些问题：哪个朝代不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为何仅有宋朝闹出了这场盛况空前却又黑白难辨的混乱党争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双方都是真正的儒家弟子。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兼济天下”

。

孔子曾说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那么此人别说当得起“仁”

字，还能称“圣德”

了；孟子则言做人应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

这种兼济情怀在儒学代代传承中深深铭刻在了每个学子心中。

兼济须有施力的平台，然而从孔子起直到宋朝，儒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从未真正占据政坛最高处。

操纵帝国核心权力的群体，从先秦的血亲，到两汉的外戚宦官，都是君王私家力量的代表。

这种形势其实从汉家官制也可以看出：所谓九卿，追本溯源不外是些门房、车夫、警卫、傧相，带有皇家私奴的痕迹，说难听些与宦官没有本质区别。

其间尽管儒学终于战胜诸家学说成了主流思想，但儒者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只能以个人身份参政，经不起多少风浪，流水的儒臣铁打的外戚和宦官。

所以很多儒者为了稳固地位还得想方设法置换身份，以做成皇帝的岳父或者舅子。

东汉解纽后，中枢无力，门第渐渐取得实际权力，于是轮番亮相掌权的只是各家门户的代言人。

直到隋唐，科举才给了所有平民儒生一个出头的机会，然而门第死而不僵，时不时掀一股逆流——牛李党争一大原因便是门第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另外跋扈的武将、狠毒的宦官，也看不大起这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

可怜儒生虽然多了不少机会，但还是未能放开手脚实施济世宏图。

五代的兵燹终于在剧痛中彻底铲平了门第。

不过蛮横的铁蹄同样**着文弱的儒生，儒学在那黑暗的时代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几乎断绝——自身难保还能兼济天下？但儒学的生命力毕竟是极其旺盛的，天下重新安定后，凭着宋太祖的崇文政策，几十年便恢复了元气。

等新一代的儒家学人终于养成，一声长啸极目四顾，竟然惊喜地发现，政治舞台原来已经空了出来，什么外戚、宦官、门第，统统不再盘踞，甚至连武将也畏畏缩缩，笼着手远远看着不敢靠近。

从孔子开始的千年梦想，终于有望实现！

来自天南海北的儒者顿时觉得感慨万千，一身热血沸腾起来，挺起胸整整衣冠，迈着大步昂然登上了舞台。

从血亲、外戚，到门第、到科举取士，帝国一步步由“家天下”

走向“天下人的天下”

——尽管这个天下名义上仍旧属于天之子，但起码，这治理天下的重担，已经落到了天下人自己的肩头。

终有一日，母亲改嫁、自己在寺庙中天天就着咸菜喝粥苦读成才的寒士范仲淹，喊出了那句令所有儒者都激昂振奋的千古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所有真儒者、真君子的共同心声，不分党派阵营。

王安石自不必多说，《宋史》中尽管不无贬义地称他“果于自用”

，但也承认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日后的挺身改革足以佐证此志之坚。

而他最顽固的政敌司马光，所怀的忧国之心也毫无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