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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超然（第4页）

二十岁初入仕途做个小小的华州判官后，家人发现他多了个怪异的行为：卧床休息时，常常会突然起身换上官服，拿起笏版正襟危坐。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这究竟是为何，他回答：“我当时是忽然想起天下大事来了。

考虑天下事，不能不恭恭敬敬啊！”

正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理想：为天下开太平，所以王安石担当大位之前，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司马光曾说安石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只要他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甚至到了安石初任参知政事，别人已经察觉苗头不对时，司马光仍然赞扬他“文学高一时，名誉传四海，勇于立事，急于进贤”

，“材高古人，名重当时”

。

如此赞誉王安石的，不仅只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名公巨卿，提及这位后辈总是赞不绝口；欧阳修所言很有代表性：“（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

他们多次向皇上推荐这位难得的人才，认为此人若出，四海升平有望矣！

可王安石终于如他们所愿成为宰辅之后，他们很快便连肠子都悔青了。

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开出的药方差别很大，但谁也没料到王安石下的药会如此猛烈。

简直是只眨了一下眼，新法便雪片般从朝堂洒落，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帝国的城乡山川顿时剧烈震**起来。

看着诏书漫天飞舞，一时间大人们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待仔细一琢磨新法的内容，顿时变了脸色。

客观说，王安石的每条新法，用意都是极好的。

如青苗法，于每年农民青黄不接时贷以官钱，使他们免受豪绅高利贷的盘剥；市易均输，由政府参与商业管理甚至经营，避免商人操纵市场平民吃亏；免役法则让各阶层公平负担政府必要的公役。

司马光等人却从政令中看出了新法的致命弊端。

司马光是史学大家，历代得失烂熟于胸，加之性格谨慎，有名言曰：“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

他的施政要点还是传统的从人上下手，主张先培育人才，改革须得在有合适人才施行前提下稳妥逐步进行。

而王安石却是急性子，上台还未坐稳便一笼统抛出政纲。

于是司马光断言，如此有法无人、急功近利的新法，只能成为奸员滑吏的扰民工具。

也许是这种观点本身正确，抑或是欧阳修、文彦博等人年岁已大，有了暮气，几乎所有的名公巨卿都认为新法太过急刻、实行起来有可怕的隐患。

众人觉得有必要提醒王安石，于是他们斟酌词句，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质疑。

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南方人性格的倔强执拗，安石谦逊地听完之后，竟全然不予采纳。

王安石心中自有算盘，他看准的路就一定要走到底。

他在聆听司马光等人的抨击时，肚里或许如此嘀咕：老兄啊，你说得当然对，但你可曾看见，咱大宋实在不能再拖了，真的支撑不住了呀。

难道你不知道，太祖皇帝那时埋下的病根已大发作、快入膏肓了吗？冗兵冗官，包袱一日日沉重，如此臃肿虚弱，自然得受身轻矫健的外人欺负，每年为了买个太平，要给辽、夏大笔大笔的银帛，真正是饮鸩止渴，国库眼看就要见底了呀！

假如用老兄的缓方，不消多久，不等外人来打，咱自个就得倒了啊。

民间的苦处，你不也很清楚吗？百姓“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

，这不是你的话吗？

确实，受历史教训束缚太多的司马光过于稳重，担不起非常之任。

其实有次他也曾说自己像是药中的甘草人参，治疗一般毛病效果还不错，但遇见重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重病自然须用猛药，依照此喻，王安石才是当之无愧的大黄巴豆。

王安石是极自信的，他默然转身，回到书案，继续研究新法。

他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通过实际效果来打消司马光们的不安，然而司马光们同样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为了苍生，为了大宋朝，他们必须要拉住王安石的手。

既然劝你安石犹如青石板泼药，那么只好谏奏皇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非得罢了新法不可。

王安石寸步不让，司马光等势在必得，拉扯久了无好话，谏争慢慢升级为中伤谩骂。

王安石的回击太伤这些文豪的自尊了，他居然说谁不服新法便是“不读书”

，是“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