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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史学要论1（第8页）

[34]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3）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

李大钊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

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

[35]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

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其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

这些，都可以从比较中看得很清楚。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

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

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

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不曾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以及其他历史的原因，《史学要论》也不曾有广泛流传的机会。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做深入的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史学要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印行《史学要论》，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也都收入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

80年代初，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

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

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36]

现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把《史学要论》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予以出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袁谦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以及李乐光、方行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韩一德、姚维斗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等书。

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些更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其重要性并不在《史学要论》之下；现在这样的编次，是考虑到出版者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

其文本，据《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同时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铅印本以及《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史学论集》所收文本。

附录中的《报与史》一文，系据《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所载李大钊遗文辑入。

本书所用蓝本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李大钊全集》。

谨此说明，并申谢忱。

[1]原载《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以上所引均见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8～889页。

[3]这一部分内容的撰写，参考了《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卷首所载《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一文、张静如教授等所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3页。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