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102（第2页）

这里还可对在别处应予讨论的乌托邦问题予以一瞥，即所谓真正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人既非与自然简单地同一，也非和自然根本分离。

上面讲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分析，它归总是对不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分析。

马克思在把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表述的地方，总是满足于列举在一切生产过程中所说的抽象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

、“对象”

、“资料”

[89]等要素，而把它各时的历史规定性置之度外。

在辩证法家马克思那里，上述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恐怕应归诸他的经济学分析之特殊的着眼点，即注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产品之商品形式。

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出场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90]。

使用价值的创造是为资本家而进行的，这个一般本性是不变的，因而应把劳动过程作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

[91]的一个过程来考察，就是说，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92]这样的过程来考察。

在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像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的托马斯主义者马塞尔·奈丁古所解释的那意思，即所谓马克思认为“人和劳动的最一般的结构是超历史的、无时间的”

[93]。

历史状况的变迁对劳动过程的各要素的性质决不是完全无关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

[94]来进行的。

诚然，思维使得一切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般规定确定下来，“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95]。

对于研究来说，一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高度概括，这时候它在马克思那里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东西”

，它把特殊规定的充实性包含在自己之内[96]。

马塞尔·奈丁古断言：马克思宣称“劳动和劳动着的人的结构”

[97]是不变的。

这时，奈丁古毫无根据的议论不过是贫乏而空洞的，他丢掉了和历史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要素。

马克思如何认真地思考关于人自己的自然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历史甚至潜入人的生理结构，即“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98]。

人自己的自然，这“需要与欲望的总体”

[99]，只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才可以认识，在该过程中，不变的要素与可变的要素不是说无中介地并列着，而是特殊东西构成普遍东西的生命。

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

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这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

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

[100]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只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01]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