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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1（第6页）

它在构成新型合理性的抽象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发挥作用。

纯粹的和应用的操作主义，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科学的和商业的谋划都在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对“特种实体”

进行量化和抽象。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在价值上是自由的，它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的目的，因而对任何可以从上面强加给它的外来价值而言，它都是“中立的”

。

但这一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

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

形式化和功能化的最重要应用是充当具体社会实践的“纯形式”

。

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与之相伴随，社会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

等级，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即把他们当作可按单位时间计算的抽象的劳动力单位。

“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于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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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量化过程和社会的量化过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吗？或者，它们的联系仅仅是社会学事后整理的结果吗？前面的讨论已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

观察和实验，材料、命题、结论的条理化组织和调整，都不是在一个无结构的、中立的理论空间内进行的。

认识的设计牵涉对出现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的客体所进行的操作和抽象。

科学就是从这一既定领域的某一位置出发来观察、计算和推理的。

伽利略观察过的星星在古人那里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话语和行为领域——简言之，不同社会现实——却开启着新的观察角度和范围，揭示着整理观察数据的多种可能性。

在这里我不想涉及科学合理性同社会合理性在现代之初的历史关系。

我的目的是阐明它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从这一特征看，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

现代科学思想由于其纯粹性而不考虑特定的实践目标和特定的统治形式。

但是，并不存在纯粹的统治那样的东西。

随着理论的进步，它便从一种具体的技术环境、从既定的具体的话语和行为领域来进行抽象或对之进行排斥。

科学谋划出现与否，理论对可能的替换性选择构想与否，其假说推翻抑或扩展预先确立的现实，都是在既定话语和行为之内发生的。

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

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

保持纯粹性和中立性的理论理性已经开始参与实践理性的事业。

它们的合并已经证明对二者都是有益的。

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

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

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

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人们或许会把一种技术哲学称作专制的哲学，它把技术总体视为一个用机器来获取权力的场所。

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根本的奴役来征服自然、驯化自然：机器是一个可用来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

这样一种专横的、奴役的趋向可以与寻求人的自由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