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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辩证法1（第2页）

系统的自觉的方法（方法论）和我们自发而或多或少无意识地运用的方法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尽管它不能完全被克服，但人们很难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差距越小，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控制自己精神过程的能力、我们的自我意识、因而我们的自由也就越大。

在我们讨论辩证法的时候，方法论和方法这两种结构并不是我们必须解释的唯一方面，尽管后面有很多理由表明，它们必然居于我们的注意力的中心。

如果方法论预设了方法，即前者是对后者的精确表述，那么方法也就预设了理论——本体论的、价值论的和认识论的。

例如，一切现象都应该在其动态的和历史的方面得到研究这一原则，就预设了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理论，即所有对象（包括知识和人类价值）都随时间而发展，并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表现）。

只有意识到我们的理论的预设，我们的方法才是可靠的和合理的。

这种方法要求，每当我们建构各种静态的、封闭的系统和模式时，每当我们通过一些固定、僵化的概念冻结环绕我们的永恒之流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引入的简化规则。

这同样适用于具体性的方法论要求：在研究抽象事物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些抽象得以派生和运用的具体情况——即抽象得以运用的实际条件以及与其运用相关的实践结果。

这一原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下列理论假定的真理性：本体论假定（实际上这个一般的假定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作为个别对象或情况的一个构成方面存在）；认识论假定（一种仅仅关于极为复杂、多变、实际和可能的经验之固定形式的观念）；价值论假定（一种一般的价值是特殊的感觉现象存在的客观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时空内能够满足个别人的需要）。

此外，哲学方法和理论是受其本身的特殊活动方式的条件限制的。

例如，老聃的无为原则就是和一种静心无欲的活动相一致的，这种活动放弃了主要的社会变异，甚至放弃了语言之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2]

希腊人安于世界基本状况的思想，是和那些不参加生产，认为自由人不值得参加生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行为方式相符合的。

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它对逻辑分析的特殊兴趣，预设了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接受了社会中最严格的职业分工，他们不参加任何超出其狭窄的、专门的、纯理论的活动以外的活动、无论他们在其领域以外的个人共鸣如何。

他们的活动纯粹是分析的和知识的，即便是指向一定的生活领域，也尽可能予以准确的描述和解释。

辩证的理论和方法则预设了对一种全面的实践活动的信奉。

在这种活动中，哲学的、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和艺术的活动彼此渗透：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思想、语言和行动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现在的行为和未来的理想之间，不存在任何鸿沟。

辩证的实践寻求的是超越那种片面的、残缺的和狭隘的存在模式的对立两极，即工艺人、政治人、经济人、消费人等等；它是一种说明客观状况及其一切限制的行动方式，而且在它不屈从于盲目的外部力量，而是以对最佳的客观可能性的选择为基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自由的行动方式。

“实践”

这个词既包括主体即活动的人，也包括客体即人在其中活动、并通过其活动改造了的环境。

因此，辩证实践的基本事实在于预设了一种物质基础的存在，从而为人类干预的各种选择模式留下了余地。

在一个过于刻板或无形、过于迅急或迟缓、过于限制或混乱的世界中，人既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生存，而且肯定不能即使是相对自由地生活。

我们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组织方面很好地适应了它。

总的来说，世界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我们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之间具有某些特殊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意识而存在，而且在关于作为一种方法、理论或行动方式的辩证法的任何思考中，它们都是不可忽视的。

从我们人的观点看，世界显现为一个整体（“总体”

），尽管它包括许多彼此在根本上受到限制的相对独立的系统。

世界是可变的，因而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系统的状态必然决定着该系统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内的各种可能状态：[3]每一系统都处于对立力量的动态平衡之中，等等。

在使世界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把一定的自在之物变成了某种为我之物，即使之主观化了。

我们根据自由有限的经验、知识、思维器官和语言正确地观察着世界，但这种主观化却是局部的，而且从我们日常活动的巨大成功中便可以肯定，我们关于世界的许多认识是十分恰当的——尽管我们不可能进一步知道什么才是恰好如此。

因此，辩证法包含着一种明确阐述了的方法论，一种无保留的方法，一种世界观，一种活动方式和“为我”

的世界。

辩证法可以在这些层次及其相关方面——即辩证方法论，辩证理论和辩证方法，辩证实践，关于事物本身的辩证法[4]——进行思考。

“辩证法”

这个词所以能作如此宽泛的解释乃是因为，这些结构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以其他结构，或适用于一切结构的一定性质为基础的。

但是，这些方面并非都和哲学家及其活动的特定目标同等相关。

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种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的完备的理论意识：即提出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并批判地解释和考察真正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