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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到类103（第2页）

耶和华自称为“嫉妒神”

，正是嫉妒导致勒托（拉托那）使尼奥柏的孩子们被杀。

而耶稣则没有表现出妒忌、复仇或嫉妒的迹象。

同时，作为类本质的代表，作为“人子”

，他是至高的个体。

他的个性是与他的时代，与他的时代的法律和习俗相对的；他运用那些他宣布运用于个体的神的和道德的戒律（可比较一下通奸的女人，富有的青年人，抹大拉的马利亚）。

耶稣之死的方式也是个体的：他经历他的死，这是属于他的命运之死。

正是他的个体化的类本质，使他成为艺术形象取之不竭的源泉。

当然，耶稣的神话无法保护基督教，使之不成为宗教异化的代表。

结果是奇怪的自相矛盾，基督教作为编纂的宗教，却总是同原初的基督神话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小说中对此作了杰出的描述）。

基督教在改变社会条件过程中显著的再生能力丝毫不应归于下列事实，新的开端和新的运动为了能挫败其官方代理人总是试图“回归”

原初的耶稣传说。

宗教总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而且常常是它的主要组织者。

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活动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但是，除此而外，正是宗教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甚至在我们所知的最原始的宗教中，也已有旨在用于日常生活的自然高峰（出生、成人、结婚、死亡）的仪典。

后来的宗教也没有表现出放弃实行这些仪典的迹象，而是增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内涵（洗礼、婚姻、圣葬）。

然而，不仅这些生活的顶点，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为宗教所塑造。

犹太—基督教把第七日确定为安息日，工作日为祈祷和钟的乐声所加强。

希腊城邦居民在任何种类的重要事业开始之前都要求助于先知；中世纪贵族或农民寻求神父的忠告。

甚至像饮食之类最世俗的事情也为宗教仪式所控制。

会众宗教形成自己的公共范围，根据普遍布道，凭借内含于教规之中关于如何根据命令的或祈愿的行为要求而生活的暗示，来教育其成员。

宗教作为理想共同体，在和平时期，尤其在战争时期，通过仪式而建立团结。

宗教在管理经济活动，组织施舍，规范和监督家庭“义务”

的习惯中起着作用，它甚至把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展到个人卫生和性行为之中。

根据给定宗教而进行生活，远不只是意味着简单地“信仰它”

，接受它的教义或以一般方式遵守它的戒律，而是意味着根据给定宗教所制定的要求，以它的“仪式”

的样式而管理自己的生活。

不再能以此方式塑造日常生活的宗教明显地流于形式[12]。

宗教作为日常生活中构造因素的作用，在性活动中尤其顽强。

这一点也适用于非伦理宗教；这有时与伦理宗教的习惯和惯例相对立，带有相反的特征，即在狂欢的组织中而得以实现。

与伦理宗教的共同之处，是试图把性行为限定在婚姻的界限以内（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同资产阶级的实践迥然不同，它对两性而言都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这些宗教对性行为怀有敌意，这样的指责几乎很难用于犹太教，肯定不能用于伊斯兰教。

它所意味的一切，不过是说性行为必须采取婚姻形式，无论是一夫一妻的还是多配偶的婚姻。

极端的情形存在于基督教之中，在这里，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童贞（同样是两性的）获得魅力超凡的价值。

然而，甚至在基督教中，童贞也被作特例（正因如此它才具有超凡魅力），正如情愿放弃尘世利益者属于例外一样。

基督教并不反对性行为，而是反对无约束的、放任的性关系，反对私通；然而，进一步，这一点是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处，它对好色怀有敌意。

至于为什么宗教能够对日常生活如此强有力地保持这一特性的杠杆作用，这一问题我们无法在此展开。

我只能指出这样的事实，许多这种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行之有效的构造原则，变得与经济和社会变革不相容，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