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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论 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02（第10页）

马克思和昂格尔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共同目标的。

他们两个都坚持未来肯定不是以某种幻想的乌托邦模式来构建，而是通过现在状态中我们所拥有的原料的切实转变来构建。

那些原料由时空动态来创建和集合，而这种时空动态又是由一套独特的冲突景象（包括压倒性的资本家和商业企业家的景象）所启发。

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时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

这是一个明显超出本书范围的任务，它把乌托邦思想的观念带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但还是允许我简略地补充一些能够想到的论点。

虽然这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它捕捉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国际主义时空乌托邦理想的一些重要东西（这个观点随后在福山“历史的终结”

这个论点中被赋予了黑格尔色彩）。

它例证了时空乌托邦模式的可能性，并使那些可能包含在其中的东西产生意义。

通过把它叫做时空乌托邦理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失败，又是如何失败的，以及它的内部矛盾如何会成为某种替代方案的潜在发源地。

当然，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并非仅随这种幻想而舞，但是对这个方案的内在矛盾进行详细审查却是有益的。

如果必须现在就要发现革命转变的种子，如果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彻底重组的任务，对此它至少还未部分准备好，那么那些内在矛盾就会导致一个替代方案。

现在我来列举一些主要的矛盾：

（2）嵌入在（经常输出的）自由民主政府机构中的对个人权利、自由和自由权（自由幻想）的期望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本位计算（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的），产生了支配剥削其他人的自由，那些人由于不平等报酬的政治学被排除在政治影响和权利之外，要不然就是完全被边缘化。

它也不承认完成下列事情所必需的集体基础（文化的和政治的），这些事情就是：保护自由和自由权、建立要么是私人财富和公共贫困（用加尔布雷思的生动的表示法）的社会，要么是以压制的宽容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在有些情况中完全是腐败的）政治结构。

在美国，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欢自由地花钱和选举，但不可能确保城市的基本自由（比如，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街上漫步）。

（3）这种乌托邦方案的全面“成功”

是以这样一种条件为基础的：准备行使权威，并准备必要时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作为达到更普遍启蒙的必要途径（在这里，它不能回避古典乌托邦形式的问题）。

越南战争的创伤和随后揭露的世界范围内的秘密军事行动使这种方案的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并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国少数精英分子所理解的美国天定命运论强权政治的一种运用，而不是像全球启蒙的一种群众运动。

这种方案绝没有摆脱华盛顿指挥中心的特色：政治条件和自私自利的政策。

虽然美国可以保留充当国际道德的审判者和评判者的权力，但它从不愿服从于像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审判，也不会签订任何会使它受制于这种国际审判的公约（如那些反种族屠杀的公约或那些关于“违反人性的罪行”

的公约）。

（4）市场力量的空间自由主义削弱了静态的领土结构和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设立在美国的那些结构和力量），而且就“传统”

文化形式来说，它是无情变化的。

其反作用就是向作为政治基础的领土和民族身份的回归，并产生反动的排他主义倾向，而那种排他主义潜在地威胁着自由市场议程。

特别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更多的人转向宗教和或民族作为唯一的替代认同。

对许多人来说（包括美国，以及伊朗、印度和危地马拉等国内的抵抗力量，这里只列举一些），在自由市场的世俗时空性与宗教和国家地位的神秘时空性之间现在似乎只有一个选择。

当我们把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浮现出来的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画面，它以严重混乱的形式集中于美国。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所取得的确凿无疑的成就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满。

替代性幻想需要去揭示：如何履行显著提高物质福利和民主形式的诺言而不依赖于自我本位的算计、野蛮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积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货币权力之外发展自我实现所必需的集体机制和文化形式，如何把社会秩序带入环境和生态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十、乌托邦理想现在如何？

过去20年左右对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应该被理解为特定乌托邦形式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计划受到了广泛地怀疑，现在新自由主义正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不能成功的乌托邦规划。

只要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还被当作是一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形式，那它也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干脆让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毫不痛惜地死去？或者，我们应不应该试一试再次地点燃乌托邦的**，以此作为手段去激励社会生态的变化？

当马克思了解乌托邦理想时，他反对它。

他猛烈抨击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并彻底破坏了亚当·斯密有关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但是马克思热切地相信阶级斗争的解放潜力，视其为通向更加幸福生活的真正特许途径。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当对抗力量处于这样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以至于“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描绘”

开始代表对“社会总体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