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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7页）

（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10]萨拜因、索尔森认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由众多个人的占有动机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的互动所形成的、因而受各种机械规律所支配的“盲目意向与因果规律的王国，而国家则‘依照自觉的目的、已知的原则和法则行事’。

……国家是绝对合乎理性的，是一种能够通晓自己和自己意志的神意，是永恒的和必然的精神存在，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行进”

（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47页）。

但黑格尔赋予国家以道德的优越性，“毫无轻视市民社会或其各种制度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讲，情况恰恰相反，就其个人性格和政治思想而言，黑格尔首先是个循规蹈矩的资产者，比一般的资产者更加尊重稳定和安全。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解，乃是相互相依的”

（同上书，第347页。

黑体为引者加）。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之所以赋予国家以崇高的伦理性实体的地位，是因为只有在国家中，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才由于理性的法律秩序而得到保障，才由于扬弃了抽象性的存在而成为真正具体的现实。

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总体格局来看，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国家控制社会的时代都逐渐成为过去。

就经济形态而言，它们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家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也随之全面更新。

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和越南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建构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合理框架；而解体后的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但无论如何，冷战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再像昔日那样处于一种片面、抽象、森然的对峙状态。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秘密之一，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双向开放，革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历史性重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邓小平曾经对尼克松说过，我知道你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

但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市场、民主、法治、财产权等，都已经是现代世界各国所共同认可、坚持的基本价值。

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甚至深刻的对立，尽管在市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问题的理解和表达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除了某种极端情况之外，它们无疑已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而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有多么不同。

而这正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过度扩张、铺天盖地而回归其合理边界后，所必然出现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

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私人产权、人权等纳入宪法文本中，并出台《物权法》，标志着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市场—法治取向的伟大历史变革，已经获得了它的确定性的普遍性形式的法律形态，形式理性、形式合法性的理念和原则已逐渐确立。

笔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之一，是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成就之一。

[13]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4]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黑体为引者加。

黑格尔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

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43页。

黑体为引者加）由此可见，“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不仅是现代日尔曼世界即现代世界历史自身的客观法则，而且是黑格尔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哲学原则。

[15]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黑体为引者加。

[16]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

黑体为引者加。

张盾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伟大的综合”

、“概念与实在的同一”

，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在其历史—政治哲学中自觉地追求、阐释和展示的自由理念与现实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和解与统一。

[17]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周宪、许钧主编，臧佩洪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