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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6页）

因此用“观念论”

而非“唯心主义”

来表达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能是消解人们关于“唯心主义”

之肤浅的无分析的错误观念的基本方向、基本工作之一。

[3]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

黑体为引者加。

[4]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页。

黑体为引者加。

卢格能够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使命是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意识，可以说他真正领悟了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和秘密，并由此道出了一个能够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论断。

从这一意义上说，卢格在理论上的独创性问题当给予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卢格对黑格尔国家学说和普鲁士改革的肯定，允许反对派存在和批评政府，关于普鲁士主义、新教、创作自由三条原则三位一体的方案，即自由教会、自由国家、自由个人的一系列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从自由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后对劳动人民的状况、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和无产阶级要求的研究等等（参见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页。

黑体为引者加），都是颇放光彩的政治哲学主张。

[5]“对于黑格尔来说，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是一个方面，而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现代世界文明则是另一个方面。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面这些文明贯穿着对个体自由之重要性的强烈意识，而在前面这些文明中（至少在欧洲人影响它们之前），这样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蛰伏着的，或者说，实际上是完全缺乏的。

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基础性看法上的区别，它决定了各个文明的总体结构。”

（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真理、自由与历史》，丁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

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基于精神与自然的对立，从自由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的历史观念，依然是我们今日进行不同文明、特别是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汲取的最有价值的哲学资源之一。

黑格尔由此提出了各民族以至全人类走向自由和公正之未来的世界历史性使命。

[6]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高度评价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伟治国方略及其深远历史意义：“虽然邓小平的明确目标不是更多的政治自由，但是如果经济改革奏效，政治变革可能接踵而至。

变化应是逐步而稳妥的——快得能跟上群众的期望，但又不至于使现有的政治结构无法招架。

……邓小平理想的实现会给自由正名。

中国会认识到自由没有什么可怕，而只会带来种种好处。”

（《尼克松文集·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郭键哉、李键英、徐亚男、冯小兰、吴方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黑体为引者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进展到200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已经发生了重大革新：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所实现的意义深远的革命性变革，是当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法治、自由与人权问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事件。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页。

[8]马克思历史—政治哲学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的最根本性的批判，是认为它由于强调国家的普遍性而严重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性质。

“然而，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论述，主要地并不是在我们曾一度习惯理解的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治国家、国家机器这个意义上而言。

这里的国家指的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法治共同体。

在这个政治上有组织的法治共同体中，扬弃了目的与手段的差异，每个事物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在这里，个体不再是作为纯粹手段的存在。

黑格尔似乎更多的是在一种实体性的伦理精神、理念中的社会政治生活意义上理解国家。”

（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15页）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所确立、所创造的解析社会历史—政治现象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之一，但这一思想工具的使用应该有其可界定和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常常是不加分析地越出所考察对象的具体的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造成了对法律的普遍形式的严重忽视，造成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严重分裂，也造成了学术、理论研究的独断论和封闭状态，并因此成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教训之一。

[9]萨拜因、索尔森注意到黑格尔政治思想与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不同所具有的意义，认为黑格尔的“理论赋予了国家这个概念以一种特殊的含义，并使这个概念具有了它在英法两国政治思想中所没有的内涵，但正是这一内涵使之成了整个19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中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