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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5页）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近代是自然与精神的矛盾充分发展的时代，传统伦理共同体的直接统一性丧失之后，近代对人性的理解回到自然的起点上，表现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利当作目的，其他一切都是虚无。

正因此，黑格尔把自然当作了反思近代政治哲学的起点，市民社会就它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来说，‘它在自身中还保持着自然的，亦即任性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残余。

’但与此同时，近代主观性的无限反思却将普遍性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真正基础和最后目的，正是在客观与主观统一的意义上，市民社会被黑格尔反思为最能体现伦理之创制本意的一种制度安排。”

[15]“既然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的领域和私人利益的战场存在着普遍性的深层结构，而普遍性又是以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积极的肯定关系的方式起作用，那么市民社会两大构成原则的差别和联系可以在两个相对应的方向上展开。

……黑格尔实现的伟大综合是，真正的伦理既拥有思想的纯形式又包含特殊内容于自身，所以是‘概念与实在的同一’；真正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对立面、同时又让特殊性返回到自身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是对特殊性的解放，让特殊性的内容不再以自然冲动的形式而是以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自由。”

[16]这就是黑格尔所实现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贯通。

因此黑格尔的“用理念建筑现实”

、“理念与现实的和解”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哲学论断，表达了黑格尔关于哲学使命的高度自觉和伟大抱负。

黑格尔提出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的哲学动机和基本秘密，他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真实意图，并不是向现实的普鲁士国家的妥协和投降。

库尔珀的分析和评论是公允、客观和中肯的：“黑格尔相当仔细地勾勒出了这种合理国家的制度轮廓……他独特的制度提议却并非是任何特殊欧洲国家的结构的回声。

诚然，他曾受到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但他绝不是任何一个体系的辩护士。”

[17]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高举的是自由精神的旗帜，是用自由的原则、自由的理念去规约、塑造和建筑现实的世界秩序，去建立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的现代理性国家。

黑格尔在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和解与统一中，清醒而自觉地表达了这一伟大的现代原则。

[1]“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哲学凝聚了大量他本人对于当时的欧洲社会与整部西方文明史的深刻体会，这些体会只有通过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的回溯才能够被研究者系统地还原出来，而其中最大的失误便是仍然在用形而上学的话语表达这些体会，因此招致了后来大量肤浅的误解。

由此看来，用任何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批评黑格尔，非但不能使我们从这位伟人那里汲取到任何营养，反而会在那些已然泛滥成灾的误解中再增添一些笑料。

毋宁说，一种扎实的黑格尔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非常谨慎的‘破译密码’式的态度。

换言之，我们得小心翼翼地在黑格尔的字里行间寻觅其微言大义，在那些让人头疼的玄学表达方式中找到那些最现实的、最感性的东西。”

（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199页。

黑体为引者加）即便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话语及其表达方式，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

精神、理性、自由、理念、世界精神、绝对理念等概念，以及作为这些概念存身之地和傲游王国的客观观念论（唯心主义）或历史观念论（唯心主义）体系，我以为正是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深刻卓绝的基本原因之一。

[2]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

与“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

被作为考察、分析和评判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两个对子”

，并与“阶级观点”

和“阶级分析方法”

强力联姻，共同编织了遏抑哲学史、思想史之自由研究的教条主义的牢笼。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

就成为被饱受诟病和严厉批判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普罗大众中，都成了“错误的”

、“落后的”

甚至“反动的”

代名词。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上述情形已得到重大改观，哲学界已经基本恢复了“唯心主义”

即“观念论”

的本来面貌和基本地位，但它在不从事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存留着“错误”

意义上的贬义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