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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 现世与超世（第1页）

四、存在：现世与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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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和文字举不胜举。

其中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与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虽然并不是专门就“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

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但它们却依然是表达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差异的两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1]

1.《儒教与道教》：适应此世与支配此世的两种文明形态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及其后果的考察和分析，是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一部经典篇章。

中国为什么没有两个世界？为什么只有此世、此岸的人生？

韦伯把适应此世与支配此世视为中、西文化的重大区别，并深入探析了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基本原因。

在“儒教的生活取向”

一章中，韦伯通过现世与超世的张力结构这一解释框架，把中国的官僚政治放在与僧侣统治对比的参照系和远超西方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作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思考价值的论断：“中国的家产官僚政治，既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僧侣统治（Hierokraie）的竞争，也从未受到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封建主义势力、或一个从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势力的侵扰。

像中东、伊朗或印度那种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先知（Prophetie），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伦理‘要求’的先知。

中国的宗教始终如一的不间断性排除了先知的存在。

最高祭祀长——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所要认真对付的是封建贵族，而非先知。

任何让人想到是先知发起的运动，政教合一的政权就会把它视为异端邪教而用暴力有计划地加以扑灭。

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到过先知的革命洗礼。

也没有私人的‘祈祷’。

受过礼仪及文献教育的官员，尤其是皇帝，照料着一切，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

[2]韦伯在这里把儒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比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能够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超越要求的有势力的先知，即便有先知发起运动的苗头，也必然会迅速沦陷在政教合一政权的政治暴力中。

中国对超越——彼岸世界的轻视和高度警惕，根源于对当下——此岸人生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

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必然反映在中国政治的决断和行为中。

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韦伯有独到深入的理解、把握和阐释。

韦伯对儒家思想回避超越的存在、不存在现世与超世之两个世界的对峙与紧张这一哲学—文化现象作了颇有价值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儒教与新教两种理性主义的重大区别：一为理性地适应此世，一为理性地支配此世。

这一重大区别在官僚政治、人文与社会科学、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人伦日用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同样有机地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现代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韦伯以他的独特方式深刻地阐释了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力图把这一传统引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考察。

韦伯对西方自古罗马以来形式化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给予高度肯定性的论证与发挥；对西方哲学—文化关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内在紧张的特征和传统作了反复阐明，并以此来解释中西方哲学—文化的重大差异。

作为现代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基于两个世界和理性自由的理念来审视两种哲学—文化的差异，并因此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钟情有加，自然情有可原。

但韦伯基于“西方中心论”

的角度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存在着轻视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文化偏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严重关切。

[3]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观点提供了分析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西方的重要线索和解释维度，对中国今日学界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如何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途径和机制有重要启示。

2.《论语今读》：对全知全能上帝的依靠与无所皈依的悲苦人生

在李泽厚看来，作为在表层和深层两方面表现着儒学基本特征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既是呈现于表层的文化特征，也是构成深层的心理特点。

将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我近来常讲的‘一个世界（人生）’的观念。

这就是儒学以及中国文化（包括道、法、阴阳等家）所积淀而成的情理深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即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自觉或非自觉，这种‘一个世界’观始终是作为基础的心理结构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