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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 现世与超世（第2页）

儒学（以及中国文化）以此而与其他文化心理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相区分。

……儒学不断发展着这种‘一个世界’的基本观念，以此际人生为目标，不力求来世的幸福，不希冀纯灵的拯救。

而所谓‘此际人生’，又不指一己个人，而是指群体——自家庭、国家以至‘天下’（人类）。

对相信菩萨、鬼神的平民百姓，那个神灵世界、上帝、鬼神也仍然是这个世界——人生的一部分”

[4]。

李泽厚把这种“一个世界（人生）”

观念下的中国人重视人际、情感，把生的意义寄托在人间，并把在人间世界中表达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和基本特征，概括为“乐感文化”

与“实用理性”

。

但是，中国这种“一个世界（人生）”

的乐感文化所表达的，是一种缺乏内在紧张的无深度的浅层乐观主义吗？李泽厚对此作了深刻的富有特色的否定性回答。

如果说，韦伯在中西哲学—文化传统的比较考察中、在《儒教与道教》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西方中心论”

的自我优越感，处处体现出对西方哲学—文化的高度认同，那么，我们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中所读到、看到和感受到的，却是对华夏文化—思想传统的一咏三叹和深情颂歌：“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

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

[5]“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因为没有人格神），只能自己去建立依归、凭据和根本，比起有一个外在的上帝，这岂不更悲苦、更凄怆、更艰难、更困苦？充满人文精神的中国乐感文化，其实有这样一种深层的悲剧基础，而并不是‘忧乐圆融’的‘喜陶陶’。”

[6]由此可见，如果在对中国文化缺少长久体验、深刻洞见并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仓促而贸然地把中国“乐感文化”

的传统简单地批评为“廉价的乐观主义”

，看不到这种乐观主义中所包涵的深刻的悲剧—悲苦意识，则实为一种游谈无根的极端情绪性化的抽象观念，一种肤泛浅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偏见。

当然问题总有两个方面。

李泽厚对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和缺陷始终保持着清醒意识，并作了深刻而清晰的表达：由于是“一个世界（人生）”

，中国文化“缺乏犹太—基督教所宣讲的‘怕’，缺乏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

……中国产生了牢固的‘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政教体制和文化传统；‘天人合一’成了公私合一，很难出现真正的个性和个体。

于是，一方面是打着‘天理’招牌的权力—知识系统的绝对统治，另方面则是一盘散沙式的苟安偷生和自私自利。

总之，‘一个世界’的情理结构使情感与理知没有清楚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混为一体，也就开不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

[7]。

3.阶级、革命与人性、自由的分裂与和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中国的理论变革

人性问题在全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生存在“一个世界（人生）”

中的中国人认识自身和人伦世界的基本法则。

[8]这一强大而深厚的人性传统，这一既有温暖的情理光辉、又有伦理专制主义（存天理灭人欲）基因的人性结构，在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和改革的理论—实践语境中，即在现代革命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又如何在当代变革中获得新的存在形态？它那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天人合一”

、“公私合一”

的情理结构，如何在现当代中国的理论变革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阐释中，融合进现代自由个性的原则，从而重塑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结构？

阶级、革命与人性、自由，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是什么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解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它们之间发生和经历了什么样的问题和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历史理论与中国伦理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在阶级、革命与人性、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批判、决裂，还是创造性的继承与融合关系？[9]

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对现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命运，特别是对以它为科学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地位和历史作用，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地上，曾经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主义，都未能站稳脚跟，未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为什么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任何其他外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并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1840年以来任人宰割的悲剧性命运，使中国人民从此赢得了自己的自由、独立、尊严？除了我们在前面的相关章节特别是“余论”

中，曾经把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因，并认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创造性的成功运用，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坚强有力，并最终赢得胜利的观念上和理论上的基本原因。

从这里的考察视角说，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实践为根本特性的哲学品质，与中国思想传统重实践重行动的实用理性有深刻的异曲同工之妙？[10]中国重实践重行动的实用理性，在毛泽东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

的思考框架和解释范式，是否可以提供探讨、研究、解答这一重大问题的某种视角、维度、思路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学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除了“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