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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 现世与超世（第3页）

的解释范式，是否还可以在其他的解释框架中加以考察和研究？作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另一表达方式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内在张力，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我们解释这一问题的视角和框架？

在过去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中，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观点与中国伦理传统和西方思想特别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人性论理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冲突和断裂，并由此导致了现代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举不胜举的摧残人性的悲剧性事件。

**就是标识由于阶级观点与人性论之森然对峙，而在实践上导致阶级与人性之严重分裂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

在当代中国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中，过去一直处于批判对象的人性（论）问题，现在它的地位和命运已经发生重大转换，即它越来越成为人们肯定的一个重大论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人权与自由问题，在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现代市场—法治逻辑的时代语境中，已经成为国家肯定和保护的对象，包括合法的公民的私人产权保护问题，已经伴随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而被庄严地写入宪法和物权法中。

作为人权、自由问题之理论根基的人性论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应当如何创造性地进行和展开？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伦理主义）与中国伦理传统和西方思想特别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普遍人性论如何从分裂状态走向和解统一？

这些极其重大的理论—实践课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曾经历过狂风暴雨般的惊心动魄的重大洗礼，表达为各种各样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

但所有这些问题如要给出或获得合理的历史—哲学的答案，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重大变革历程后才会成为可能。

所有这些重大课题，特别是阶级、革命与人性、自由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答案，可能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向开放和平等对话之相互关系的理性重建中。

就马克思历史理论而言，它所包涵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以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等等一系列的内在张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解）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中，经历了从矛盾、分裂走向和解、统一的艰辛变革历史。

拙作以此为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在解析阶级、革命与人性、自由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作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我希望这样的探索和尝试能够继续前行，并不断收获思想和快乐。

[1]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有许多深刻、精彩的观点和论断，颇值得一阅。

[2]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黑体为引者加。

[3]撇开纯粹学理问题的探讨不谈，我们应当始终对西方这种根深蒂固、历时悠久的“西方中心论”

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翻版和意识形态，即盛气凌人的霸权帝国主义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有据的对话和斗争，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5—276页。

[5]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

[8]“儒学向以人性为根基，将伦理、政治、宗教或统摄、或归结为人性问题。

不管是‘礼’是‘仁’，是孟是荀，人性问题始终乃关键所在。”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中国人性论的浓厚而伟大的传统由此得到奠基，并由此塑造了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征。

[9]麦克莱伦注意到，毛泽东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在“**”

中的一个特有的表现形态：“在‘**’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突显出来，那就是：中国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

同马克思一般地突出经济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不同，毛主义恢复了上层建筑的地位。

……契合这一传统的是，1966年到1969年的事件应该描述为‘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对意识形态极为重视，不言而喻，这是一场上层建筑的斗争。

向刘少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派’）发起攻击，与其说涉及特定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涉及的是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黑体为引者加）

[10]“王夫之通常被认为儒学传统中17世纪开始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先驱。

像其他主张实学的前辈一样，他所关切的实学产生自儒家学说中固有的人本主义观点——实践性观念。

传统儒家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理解这个观念的：它涉及道德实践，而与思想的认知和冥思倾向相对立；或者它涉及实践的功利主义倾向，而相对应于对道德目的的纯粹信仰。”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黑体为引者加）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实践观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两者同样重视实践、历史和现实这一点又是存在着共同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