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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的道路巴黎和德法年鉴（第1页）

第四章自由的道路、巴黎和《德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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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4月1日《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开始忙别的事情，他首先计划在瑞士创办一份杂志。

阿尔诺德·卢格最终为他提供了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的可能，其中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和亨利希·海涅（Heinrie）等人的指导性文章。

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Kreuznach）结了婚。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死后，他的遗孀曾在这儿短暂生活过。

至此，马克思才——不顾燕妮和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Edgarvophalen）的同父异母哥哥[1]的极力阻挠和他自己母亲的反对——最终实现了他热切追求的这一目标。

这位革命思想家和这位对丈夫政治主张的热忱追随者之间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情感和思想的结合。

1843年10月至1845年2月马克思旅居巴黎期间，集中钻研了各种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著作。

他首先加入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法德各种社会主义者小组圈内的讨论。

亨利希·海涅与他结识，并且支持——尽管有所保留——这位“革命的青年博士”

。

期间，马克思再次与恩格斯相遇——恩格斯之前已经在科隆拜访过他——并且同恩格斯缔结了一生的私人友谊和政治友谊。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根本上启迪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

除了为《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还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

普鲁士政府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在国外的这位科隆的激进编辑，并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将其驱逐出境。

1845年2月到1848年3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Brüssel），之后他收到法国临时政府成员斐迪南·弗洛孔（FerdinandFlor）请他重返法国的邀请。

执行比利时政府作出的“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的命令”

使马克思如释重负。

1848年4月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等人重返德国，利用《新莱茵报》从新闻工作方面支持革命。

一、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德法年鉴》以刊登马克思、卢格、巴枯宁（Bakunin）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大量往来通信开始。

马克思在从荷兰发出的第一封信中写到，他由于这些作为德国人的自由人民而感到十分羞耻：“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

“您会笑着问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知耻干不了革命。

我的回答是：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

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

我承认，德国现在甚至还没有感到羞耻……”

[2]但这对德国人是没有用的，历史风暴使邦国之舟驶向革命。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封信中，谈到对德国人自由意识的唤醒，德国人的庸俗习气诱使德国人容忍在浪漫主义掩饰之下的专制主义。

当臣民们刚开始利用他们得到的自由时，国王——受他的卑躬屈膝的奴仆的警告——又立即重新完全压制这种自由的思想。

这些奴仆认为，“国王不宜诱导自己的臣民去发表无益的言论，否则他们这些奴仆是无法管理那些大发议论的人们的”

[3]。

就连马克思喜欢称之为“全体下俄罗斯人的君主”

的俄国沙皇也是这种思想。

大概应沙皇的迫切愿望，《莱茵报》随即被查禁。

为了唤醒昏昏欲睡的德国庸人，马克思在他（从克罗伊茨纳赫发出）的第三封信中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其中还包括“卡贝（Cabet）、德萨米（Dézamy）和魏特林（Weitling）等人”

所维护的“独断主义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