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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关于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第4页）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

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

[26]。

卡西尔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的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性的展示。

“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

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27]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自觉研究，是20世纪很多哲学流派或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例如，生活世界理论就把人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置于哲学理性的聚焦点。

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

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科西克和赫勒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看到20世纪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重要转向。

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不同侧面自觉地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以及文化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生活世界无论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或层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背景、视野或境域，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层基础，都体现了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即是说，生活世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既定的、非反思的、自明的知识储备、规则体系、价值观念等影响、制约、约束、规范、驱动、左右着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历史的演变。

显然，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基础和根基。

由此可见，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把文化问题同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理解

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对于凸显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规定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真正自觉地基于人的生存结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来界定和理解文化是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研究范式。

20世纪很多人本主义哲学流派都在这一方面作了探索，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舍勒、格伦、蓝德曼等人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把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双重维度结合起来，对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作了深入思考，这一研究导向对于当代哲学摆脱纯粹经验科学和纯粹思辨理性的束缚，凸显人的文化规定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哲学人类学的基本立论基点是：人与其他动物相比在自然本能上相对弱小，人只有发展其后天的、人为的活动方式才能幸存与发展；而文化就是人用以弥补先天本能之不足的“第二自然”

或“第二本性”

。

早在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就在《思想录》中用诗化的语言揭示了人在自然天性上的脆弱和文化创造上的伟大。

帕斯卡尔深深地迷恋着人这个“自相矛盾”

的神秘的存在物，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28]。

而真正系统发展起这一思想的是哲学人类学所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学说。

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著名德国哲学家舍勒在1928年发表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系统阐述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双重性。

他发现，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人这一高级存在形式在力量上或本能上同低级存在形式相比并不占优势；相反，“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

。

但是，人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相反，“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

。

这是由于人的自由和对象化存在方式决定的，即是说，精神成为人与万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舍勒总结道，“按照原始关系，较高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弱的，而较低的存在形式是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