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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关于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第5页）

换言之，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正在演变着的使隐藏在万物的表象后面的压抑［Drangsale］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

[29]。

舍勒所确立的这一哲学人类学的定位为很多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通过非特定化或非专门化范畴来确定人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先验的结构整体”

，并由此为文化的起源确定了基础。

他认为，从人的生物学领域来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

或“非专门化”

（uion）。

动物在体质上的特定化使它们可以凭借某种特定的自然本能在特定的自然链条上成功地生存，而人在体质和器官上则呈现出非特定化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在自然本能上的薄弱。

一些哲学人类学家曾对人与动物的这一本质差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他分析道，猿猴和一般的动物在生物学构造方面都比人更加专门化。

例如，动物的器官往往适应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各种物种的需要，这种专门化的结果和范围也是动物的本能，它规定了它在各种环境中的行为。

而人的器官并不指向某一单一活动，而是原始的非专门化。

例如，人的牙齿既非食草的，也非食肉的。

因此，人在本能方面是贫乏的，自然并没有规定人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人先天自然本能方面的缺憾使他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凸显出来，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

这种补偿人的生物性之不足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文化。

因此，文化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

格伦由此把文化称为人的第二本性。

应当说，哲学人类学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蓝德曼认为，仅从本能的角度来看，人的这种未特定化或者非专门化的确是一种缺憾，在异常艰难的自然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整个物种无法生存，但是，正是由此，人可以通过文化实现自我完善，使文化彰显了人类超越自然的本性。

“尽管非专门化最初有消极的效果，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它却具有不可估价的优点。

专门化缺乏实际上相联于一高级肯定能力。

因为人的器官没有被狭隘地规定在少数的生命功能上，它们可能具有多重作用。

因为人没有被本能控制，人自己可以反思和创造。

因此人缺少此则具有彼。

人所缺少的专门化得到补偿，甚至超出了补偿。

这是因为下列事实：人多种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使人适应了变化的外在条件，而且通过创造活动和社会制度，使人更易生存。

于是，人甚至远远超过了动物。

尽管动物看来有更好的装备去进行生存斗争。

用新的方法看，理性人类学实际上是正确的。

理性实际上就是非专门化的必然相关物。”

[30]通过这种分析，蓝德曼清楚地表达了哲学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独特理解：“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

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

[31]显而易见，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理解不仅对于我们界定文化范畴，理解文化的起源和文化的生成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的本质规定性和人的生存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样的文化理解显然比关于文化现象的单纯的知识论描述更能凸显文化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

四、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理解

在20世纪的文化理论发展中，除了价值论研究和生存论研究把文化与人的本质规定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之外，另外一些理论家，主要是历史哲学家开始把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自觉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同样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