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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关于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第8页）

另一方面，希腊则超出了它自己的过去”

[38]。

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断言，轴心期三种文化模式的分立，对于这些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轴心期的创造性时代之后是剧变和文艺复兴；直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进入了文化衰退”

[39]。

面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文化危机和技术异化，雅斯贝尔斯呼唤一种历史责任感，他强调，历史的共同目标是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

。

为了公共的目标，人类应当追求历史的统一，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的真实统一”

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所有这一切，多取决于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一种真正关切人自身的文化精神的生成。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然而，有一种以前人们从未感到的关切。

这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关切。”

[40]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雅斯贝尔斯一直期待着“第二轴心期”

的出现，也就是希望通过人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的重建来推动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研究，或者关于历史的文化内涵的揭示，是哲学和历史学共同推进的重要理论发展趋势。

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

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

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转向文化。

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史学”

，这一概念对于20世纪史学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

他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瞬时性和长时性两种对立的时限。

一般说来，传统史学属于短时段历史学，它主要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即历史上的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因此是一种事件史。

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长时段历史现象，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

布罗代尔明确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史，他强调，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的范式意义在于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了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生存论研究和历史性研究是近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它们或是专注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自身特征的实证性描述，或是致力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内涵的自觉揭示，或是聚焦于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特征来把握文化的规定性，或是深入到历史运动的深层次来揭示文化的演进机制和社会历史功能。

尽管这几种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范式尚没有涵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丰富理解，尽管这些文化理论对于文化的理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这几种文化理论在近现代人类关于自身文化规定性的自觉反思中的确具有代表性。

它们涉及文化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学科，从多方面多层面挖掘文化的丰富内涵。

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近现代文化自觉的普遍性，同时也清晰地看到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