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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关于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第7页）

。

因此，在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时，汤因比在自然法则和自由的交互作用中突出自由的意义。

他指出，“人不仅生存在一种法则的支配之下，而且生存在两种法则的支配之下。

这两种法则中的一种就是神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用了另一个更为光辉名称的自由本身”

[34]。

在自觉地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以及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来理解人类历史的研究方面，除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外，我们必须提及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独特研究。

他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建立了一种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分析的深刻的历史哲学。

雅斯贝尔斯从“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

这一信念出发，提出历史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完整的总观点”

；“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

。

[35]而这种研究应当通过对文明形态或文化形态的探讨而得以实现。

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

理论。

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轴心期和科技四个时代，其中，轴心期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几种主要的文化精神。

雅斯贝尔斯认为，古代历史最早的文明主要有三个，它们几乎同时奠定于公元前三四千年，这就是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世界所代表和所开始的后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古代文化，雅利安印度河文化，古代中国文化。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古代文明使人开始真正生成，使人类开始从史前进入历史，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但是，相比之下，古代文明时期人类文化精神还没有真正达到自觉，尚缺少后来的轴心期所发生的奠定“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

。

今天人类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是从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开始的。

雅斯贝尔斯把这一轴心期定位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

他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索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许多思想巨人先后出现，他们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分别奠基了人类精神。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

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

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

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

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36]。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期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至今还在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的三大主要文化精神得以奠定。

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又奠定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

他认为，轴心期三个地区的文化精神的觉醒的深刻程度是不同的，在西方形成了理性的、具有极大历史感的文化精神，而在中国和印度则形成了“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

的文化模式。

雅斯贝尔斯指出，“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

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相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37]。

具体说来，“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