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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説明（第3页）

再次，注重對《詩經》中多次出現的字詞加以歸納通論。

例如《大雅·文王》篇釋「不顯」時按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

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

《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不同者。

」即對《詩經》中的「不顯」一詞進行了歸納考察。

第二，劉瑾對詩篇創作時代的論斷，多能突破《集傳》乃至傳疏舊說的藩籬，頗有創見。

如《衛風·旄丘》篇，《集傳》引陳氏說以為「穆公之詩」，劉瑾則以為：「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

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于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于衛穆時也。

」否定了衛穆公時之詩的說法。

又如《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序》皆以為幽王時之詩，而《集傳》雖以《序》說未可信，但也僅以「或曰」的形式疑其為東遷以後之詩。

劉瑾則於《節南山》篇末按曰：「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

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又於《雨無正》篇末按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

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

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夀俊在厥服』，則其驗也。

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劉瑾以作品內容為證據推論詩篇作於東遷之後，其證可信，其說可從。

故清惠周惕《詩說》亦認同劉瑾之說，曰：「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

」這里還應該指出的是，早在清初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十三《讀〈周本紀〉》一文中，即以《史記·周本紀》與《竹書紀年》相參，論證上述《詩經·小雅》篇章為「幽平之間」詩。

由此可知劉瑾之說確為孤明先發。

第三，在思想上，劉瑾解詩具有鮮明的理學色彩。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詩集傳》中多處透露出他的理學思想，劉瑾《詩傳通釋》既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理學色彩。

例如注重揭示詩篇所隱含的理學修身之道，劉瑾於《大雅·抑》論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内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

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

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

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劉瑾還十分注重發明《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观，如於《衛風·簡兮》引張學龍曰：「此蓋伶官碩人之詞，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

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甚至可以說，朱子《詩集傳》理學說詩的氣味，到劉瑾《通釋》这里變得愈發濃烈了。

《詩傳通釋》一書也有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