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3页）

中最多的。

至于各史类传，有一点是特别应当受到重视的，即绝大多数“正史”

都有少数民族的传记（有的则跟外国传合在一起）。

这说明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不仅限于中原民族即汉族，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本是由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古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历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

虽然这种比较开阔的视野有时难免跟封建正统思想发生矛盾，但他们仍然不会忽视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记载。

以上所举的这些情况，都还只是历代“正史”

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之社会性的某些表现。

而这些表现在“正史”

以外的许多史书中也都存在着。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书在记述某一方面的内容时，其重要和翔实的程度往往超过“正史”

，因而具有突出的社会性。

例如，杜佑的《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包括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和有关“群士议论”

，就远远超过它以前的历代“正史”

。

又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记战国至五代的政治、军事史，其连贯性和准确性，也超过它所取材的历代“正史”

。

再如一些地理总志（以地理为主，兼记政治和经济），也比有关“正史”

中的《地理志》来得翔实。

再如，乡贤传、方物志、族谱、家传等，也常常可补“正史”

之不足。

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从历史记载本身来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

如果从社会生活同史学的关系来考察的话，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可能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政治上看，正像汉初刘邦君臣重视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因而有陆贾撰述《新语》一样，唐初太宗君臣对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亦极为重视，其君臣论政，无不论史，而魏徵撰写《隋书》序、论及梁、陈、齐、周四史总论，则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这跟贞观时期的各项政策有极大的关系。

也正像唐太宗称赞荀悦的《汉纪》“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156]一样，宋神宗认为司马光所撰的编年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

[157]，清帝乾隆也把杜佑的《通典》看作是“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158]。

在这些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来看，史学对于政治来说竟如此重要。

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按照这些史书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去做，固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能够认识到应当从史书中汲取经验教训，毕竟比无视历史的统治者要高明一些。

唐太宗要求自观国史的事，历来为史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他专横和心虚的表现。

这种看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唐太宗的整个一生来看，对于他说的“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159]，似亦不应完全视为饰词。

从经济上看，历代封建统治皇朝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是承袭前代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因时制宜而对原来的经济政策有所损益。

不论何种情况，通过史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历代皇朝的经济决策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

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