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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4页）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160]晁错的《论贵粟疏》提出：“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161]这些都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来的，对于汉初确立“地著”

的政策，即恢复和巩固以耕织相结合的个体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由于有这种认识，他“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

[162]王安石实行变法前后，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再引证史事为变法大声疾呼、寻找历史根据。

他上书宋仁宗，希望朝廷“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163]；又针对人们对新法的非议上书宋神宗，指出他推行的“免役之法”

“保甲之法”

“市易之法”

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人们不是要“师古”

吗？“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

[164]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运用历史经验为经济决策服务，在客观效果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但也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史学与民族关系、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家族历史等都有极密切的关联。

即以科举制度而论，自唐代起，史学作为科举的一个科目而受到重视。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敕著作郎许敬宗为宏文馆学生“授以《史》、《汉》”

[165]。

贞观八年（634年），诏“进士读一部经史”

，经书主要是《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

习《南史》者，兼通《宋（书）》、《齐（书）》志，习《北史》者，通《后魏（书）》、《隋书》志。

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

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166]这说明在唐玄宗时期，以上八史，均为科举所定选修科目。

晚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殷侑奏称：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

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鲜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

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

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

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

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

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