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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5页）

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

[167]

殷侑的这些建议被穆宗采纳了。

有唐一代的科举考试对史学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宋初，科举考试亦设“三史”

科目，与“九经”

“五经”

“开元礼”

“三礼”

“三传”

“学究”

“明经”

“明法”

等并列，“三史”

科要“对三百条”

[168]。

后来“三史”

科有被轻视的趋势，于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奏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

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覈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

[169]这是强调不仅重视对于历史知识的考试，而尤其要重视对于运用历史知识来回答现实中的问题。

南宋半壁河山，人们强调对于三国、六朝、五代历史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是极为自然的。

这个建议也被宋孝宗所采纳。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皇朝，史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是受到相当的重视的。

顾炎武赞叹唐代以史学取士的做法，认为：“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170]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中国传统史学，还常常成为激发思想家们的神思和文学家们的诗情的重要素材之一。

正像先秦诸子中很少有人不论史一样，唐代以下的诗人也很少有不咏史的。

“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

[171]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他的这两句诗揭示了思想家的沉思和文学家的**都跟史学有极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不只是表现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

这里，我想引用王夫之论《资治通鉴》的几句话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束。

他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172]一部《资治通鉴》可作如是观，更何况全部传统史学呢！

三

时代性，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又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