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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6页）

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和社会性是着重从它的形式和内容来考察的话，那么，它的鲜明的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之官名多由史出”

，“史”

“吏”

“事”

三字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73]。

如果这种说法大致不错的话，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跟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据说孔子著《春秋》，是因为当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

他是要把《春秋》当作统一的王法，以服务于当时的“乱世”

。

跟孔子略有不同的是，西汉史官司马谈临终时说过这样的话：“今汉兴，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其子司马迁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174]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要以史学来反映历史的变化，特别是反映西汉的盛世。

孔子跟司马父子所处的时代不同，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亦颇迥异，但他们在以史学服务于当时的时代之认识上和要求上，却是相通的。

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史学家之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史学家对待史学工作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史学家的这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就表现得格外突出。

上文所举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那些话，便是极为明显的例证。

处在隋唐之际统一局面的历史条件下的李大师，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因而萌发了这样的历史撰述思想：“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可惜的是，他终因未能撰成一部贯通南北的南北朝史而“以为没齿之恨”

[175]。

他死后，其子李延寿决意“追终先志”

，以十几年的准备、十几年的撰述，写成了《南史》和《北史》。

在这两部书中，李延寿摒弃了前史所谓“索虏”

和“岛夷”

的旧说，沟通了南朝史和北朝史的联系，反映了隋唐政治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

的时代精神。

“安史之乱”

后唐代的盛世结束了。

杜佑是唐代中衰时期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他批评前人的著述往往“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

[176]，申明他撰述的巨著《通典》，其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177]，要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