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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7页）

《通典》问世后，大传于时，时人谓“其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

[178]。

两宋史家，或出于“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179]，或震惊于“靖康之祸，古未有也”

[180]，或记述本朝“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

[181]，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顾炎武和顾祖禹，都深切地感觉到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地理条件，对于国家政治安危、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

前者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182]，而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后者因认识到“战争攻守、兴废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有一不本之方舆者耶”

[183]，而撰《读史方舆纪要》。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文章家和史学家。

他的诗、文、史论，饱含着时代的气息。

他一方面为“万马齐喑”

的政治局面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期待着社会变革的到来。

他写过一篇叫作《尊史》的短文，认为：史职所以受到尊重，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记载史事、褒贬善恶的职能，而是尊重史学家的思想和精神。

如果史学家没有思想和精神，不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人和事，那么他们所讲的、所写的“必有余呓”

或“必有余喘”

，即不是不着边际的梦呓，就是毫无生气的废话，于社会何益。

龚自珍的这些话，把中国古代史家反映时代的意识和要求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阶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之，中国传统史学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一是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二是史学家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具有这种自觉的意识，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中国历史上一批最有影响的史学家来看，他们的撰述大多具有时代性，当是毫无疑义的。

四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史学，自应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它的时代性又总是跟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

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才对它们分别进行论述。

我们在对中国传统史学做全面考察的时候，是应当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的。

正像任何事物都要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也极其自然地受到历史的局限。

当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为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时，史学的发展大致只能局限在原有的框架里。

反之，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当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出现时，史学的发展就会突破传统的格局。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外，史学的社会内容、表现形式、时代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而越来越明显。

这个事实说明，传统史学的格局不是不变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定要被突破的，也是应当被突破的，否则，它就会停滞、枯萎。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说明，当传统史学的格局被突破以后，它的有些部分被人们摒弃了，有些部分则被人们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

本文所阐述的史学应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史学应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史学应研究并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要求等，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有很大的区别，又有历史的联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