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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第8页）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以往的史学、发展今天的史学，是有意义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论在理论方面、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

这种好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更非旧中国史学所能比拟的。

目前，史学界中有一种“史学危机”

的说法，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学危机”

指的是传统史学的“危机”

，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不确切的。

传统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史学史上已经成为过去的、曾在许多个世纪里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于历史之思考的那些成果和积累。

这些成果和积累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其自身当无“危机”

与否可言，问题在于人们怎样评价它和对待它。

这就涉及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了。

史学要创新，而创新的活力在于社会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

同时，创新也不是没有前提、没有条件就可以实现的。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184]是否可以认为，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史学，它的创新，还必须吸收外国史学中一切有用的因素。

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

当然，在这个吸收和清理过程中，他也不赞成“全盘西化”

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的主张和做法。

[185]他的这些论点，在今天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四十多年来，我们不曾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来做这种吸收工作和清理工作，而现在则具备了这样的政治环境，这是令人鼓舞的。

因此，热诚的和冷静的史学工作者在探索史学的创新之路的时候，自应十分重视这种创新工作的“前提”

“原料”

和“必要条件”

，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本文不是一篇全面评价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的论文，它不过是就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讲到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有关的一些问题，目的在于引起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