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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2页）

诚如胡三省、龚自珍所说，对于“道”

的探究不能离开对于“事”

和“史"的认识。

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

的呢？这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问题。

一

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201]朱熹有不少关于读书的言论，在读经与读史问题上，他是尊经抑史的。

他认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

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

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

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

他主张用经书的是非来判断史书所记的史事：“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

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

朱熹把史书所记“视为皮外物事”

，反复称说必须以经书来“权衡”

史事，这正是胡三省所批评的那种认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

的论点。

从朱、胡言论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后者在历史认识上的进步性。

不过朱熹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他毕竟认为“史亦不可不看”

，并对如何读史，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他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

[202]，从历史认识来看，确是读史的门径。

历史进程的表现千头万绪，历史记载纷繁复杂，认识历史，撰写历史，学习历史，从何处入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史学上，或者扩大范围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当不晚于西汉初年。

汉高祖刘邦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他在听了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发问后，却能指示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

[203]在当时，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可谓“大治乱得失”

。

刘邦一连用了两个“所以”

，显然是要从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为当时所用。

而陆贾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