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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3页）

，当是所谓“大伦理、大机会”

的比较具体的提法。

陆贾的《新语》，是史论家、思想家自觉地从得失成败来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较早著作，对后来历史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汉初的政治更有直接的影响。

其后，司马迁写《史记》，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作为撰述上的要求，因而他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

，也就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层次。

《史记》第一次把历史作为一个有序的和分阶段的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夏、殷、周三代“成败兴坏”

的过程，以及“诸侯专政”

的春秋时代和“陪臣秉政，强国相王”

的战国时代的特点，直至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当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些，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后论以及《平准书》中，司马迁都有明确的论断。

从朱熹的观点来看，司马迁对历史作有序的和分阶段的叙述与解释，当是最能反映出历史上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

他称赞“司马迁才高，识亦高”

[204]，与此不无关系。

比如，他曾具体地说到秦、汉、刘、项的兴亡得失问题，指出：“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

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中。”

[205]《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至于《春秋》故意“不说破”

，让后人根据义理去解释、发挥，那是更多地反映了朱熹本人的认识。

其实《春秋》史文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

朱熹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物久自有弊坏。

……秦汉而下，自是弊坏。

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

[206]所谓“物久自有弊坏”

，这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但把“秦汉而下”

的历史简单地概括为“自是弊坏”

，则与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符，这是朱熹在认识治乱得失上的极明显的偏颇。

历史进程中常有某种机遇的出现，这种机遇往往成为得失成败的转折点，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大机会”

，或近于他说的“大机会”

的含义。

他指出：“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

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

[207]他又结合自己的旨趣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208]王朴，五代周人，其《平边策》见《旧五代史》卷128所载。

从这两段话看，所谓“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