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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4页）

，是指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机遇，或是对这种机遇的认识和陈述。

其中所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初见刘备时，诸葛亮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及建议刘备所应当采取的方略，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史文。

朱熹的本意在于，把握住史书上这些极其紧要的类似的记载，认真来看，甚至要“背得”

，自当可以增益智慧，可以由此而认识到历史上那些具有某种共性的事物的发展规律。

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从他说的“物久自有弊坏”

来看，他是具有这种意识的。

朱熹所谓“大伦理”

，显然是藉《春秋》引发出来的。

他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

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209]朱熹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

都讲到了。

从《春秋》本身的史文来看，朱熹的说法有的比较勉强，他不过是借此阐述自己的伦理观。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他的这个认识不如所谓“大机会”

“大治乱得失”

所具有的意义。

当然，中国古代史书在宣扬伦理观念方面，是确实存在的。

司马迁说“《春秋》以道义”

[210]；袁宏认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

[211]，把宣扬“名教”

作为一个重要任务；陈寿的《三国志》被后人称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212]，“得失”

是从政治上讲的，“风化”

是着眼于伦理，等等。

据此，也可以看出史家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的精神风貌，这跟朱熹所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

的意思就不尽相同了。

总之，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

，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

早于朱熹的宋人孙甫说：“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

事臧则成，否则败。

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

此当谨记之。”

[213]这是说明了史家纪事，为什么要把治乱成败作为重要内容来对待的原因。

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

、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

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