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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12页）

本“散于事为之间”

又进了一步：后者说的“事”

是具体的史事，前者说的“势”

是综合的史事，在第一个认识层次的起点上高于后者，更接近于向“理”

的抽象。

四

古代优秀史家，多有以经世致用为治史的目的。

从孟子评论《春秋》来看，这个传统从孔子就开始了。

读史，也是为现实所用。

王夫之批评脱离经世致用的目的去读史，是“玩物丧志”

[235]，主张读史要“求适于用”

。

他还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236]写史，读史，都应有为社会所用的宗旨。

写史、读史为社会所用，不是去模仿古人的做法。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237]他指出了借鉴不是混同古今，这是很重要的史学思想。

明乎此，则可知读史之不可少。

龚自珍处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深沉地感受到读史的重要，因而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的宏论。

他结合当时的世风呼吁：“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238]。

在他看来，史学遗产，“良史之忧”

，跟现实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是“智者”

所必须重视的。

他说的“智者”

，是指那些有紧迫的时代感的人。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这反映了龚自珍的很高的精神境界，也反映了史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

今天，我们可以用李大钊说过的一句话来补充龚自珍的这个认识，这就是：“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

[239]

读史明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总结这个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写史、读史，都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