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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9页）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223]

这里讲到了社会分工和若干经济现象，认为这不止符合于“道”

，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明证。

可见司马迁所探究的“道”

“理”

，本质上是在努力揭示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法则。

《史记·平准书》描述了汉初至武帝时70年间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即从凋敝到富庶的发展。

接着，司马迁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他在本卷后论中又结合唐虞、殷周以来的历史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224]对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司马迁并不感到惊讶，他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品质如实地记载了这个变化，并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

，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即世事、时势发展的趋势相互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认识，丰富了、深化了先秦时期的变易观点，不论是从唯物的方面看，还是从辩证的方面看，都达到了很高的理论认识层次。

由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识，所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的过功得失时，总是要顾及他们所处的“时”

与“势”

，从而做出恰当的说明。

司马迁对叔孙通的为人评价不高，但还是肯定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225]。

他评价公孙弘是“行义虽修，然亦遇时”

[226]。

他评论战国贵族养士之风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227]所谓“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

，也还是借助于当时的形势。

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和人物活动中“理”

“道”

“时”

“势”

的探究和说明，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他之后的史家，有不少人在这些方面的探讨上做出了成绩，并对司马迁提出的理论有所发展。

例如，《隋书》史论在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他们“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