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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8页）

这表明，中国古代史家中，有不少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认识到，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是可以总结出来若干具有共性的道理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司马迁把先秦时期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引入历史撰述中，从而赋予它们以历史理论的形式。

他所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的“理”

，与此有密切的联系。

其中，对司马迁历史思想影响较突出的是《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里说的“通其变，使民不倦”

和穷变通久，在《史记》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反映。

司马迁在记述人们论列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推崇陆贾、贾谊的言论，认为“逆取而以顺守之”

“取与守不同术”

，是带有根本的性质，也是普遍的法则。

司马迁本人在直接评论汉之所以兴这个问题时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220]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上自夏、殷、周三代政治，下至秦亡、汉兴的“成败兴坏之理”

。

这个“理”

，就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这才符合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

司马迁称赞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221]，称赞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

[222]在他看来，这都是符合“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这个“理”

的。

司马迁不仅从政治上探究了这个“理”

，他还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史家，并且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理论认识。

《史记·货殖列传》略述“《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人们的经济活动，认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