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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7页）

这里说的“道”

，应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既包含对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认识，也包含对做人的行为规范、思想准绳的认识。

胡三省、王夫之是研究和阐释《资治通鉴》的名家，他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认识，都有启发性。

王夫之把从中观察国是、民情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识，这是抓住了看待得失成败、治乱盛衰的根本。

从历史上看，任何正确的国策的确定，虽然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但民情的动向实为最重要的因素。

这样来看待历史，历史就不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这样来看待历代皇朝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也就不只是一些政治家的谋划，而包含着民情的推动作用。

用这种观点来认识历史和现实，这在王夫之的时代虽非出于首创，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

推广来说，国是、民情实为“大治乱得失”

之所系。

关于读史，荀悦、胡三省、王夫之所说各项，都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而王夫之所说国是、民情两项，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三

章学诚在讲到“《六经》皆史”

时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19]意谓古人之说“理”

，也没有离开“事”

即“先王之政典”

。

这跟胡三省不赞成“经以载道，史以记事”

的论点可谓殊途同归，且有互补之功。

“理”

离于事或“道”

寓于事，章学诚是指《六经》说的，胡三省是指史书说的。

他们的看法，都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使中国史书储存了翔实的史实，使中国历史得以有丰富的和连贯的记载。

然而这个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史家不重视对于“理”

和“道”

的探究。

如上文所说，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到龚自珍倡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这种对“理”

和“道”

的重视和探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一般地说，这种探究的表现形式，大多是同对于史事的描述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荀悦说的“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

和胡三省说的“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

。

前者是从空间上说的，后者是从时间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