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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史明道196（第6页）

唐太宗作为《汉纪》的读者，认为这部书可谓“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215]，并把它推荐给他的大臣。

他说的“极为治之体”

，是从治国着眼的，有很重的分量。

荀悦自谓《汉纪》“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

，从唐太宗的这个评价中，足证其言不谬。

荀悦对史事的辩证认识是很有意义的，这在《汉纪》史论中有丰富的表述。

与此稍有不同的是，胡三省对于人们轻视史学及其后果也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

他就《资治通鉴》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216]欲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这是人君、人臣、人子的大事；求胜，图利，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但若不重视读史，不能通过对许多史事的认识而认识其中的“道”

，便往往适得其反，南辕而北辙。

《资治通鉴》这部书有明确的撰述宗旨，它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编撰而成，司马光希望它对最高统治者能够起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的作用。

[217]司马光强调以历史上的盛衰同现实的得失相对比而从中确定取舍，并把国家同生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同等重要提出来，说明他不是简单地着眼于政治统治，也顾及“四海群生”

，这在史家撰述思想上是有意义的。

胡三省根据《资治通鉴》提出“道”

本“散于事为之间”

的论点，是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的，不过他对于《资治通鉴》撰述思想的概括，似未尽全面。

其后，王夫之著《读通鉴论》，继承并发展了胡三省的认识，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思想做了进一步概括。

王夫之在阐述他对于《资治通鉴》之“通”

的含义时写道：

其曰“通”

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

也。

[218]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在讲到君道、臣谊、士行之外，于君道之后提出了国是、民情，并把它们置于臣谊之前，反映了他对于史学的卓越见识。

这跟司马光说的“国家盛衰”

“生民休戚”

是一致的。

王夫之还提出边防、臣节，这是他作为明朝遗民在当时的形势下更关心的问题，故别有一番深意。

最后，他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概括出“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

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