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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第2页）

的时代。

一部《战国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谋的作用，“天命”

变得苍白了。

从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可以看到，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336]这哪里还有“天命”

的影子呢。

在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怀疑者和变革者，他不仅明确地表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

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337]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出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从多方面说明了人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人本主义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

在《史记》以后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尽管还时时有称说“天命”

的现象，但从主流上看，它们都不居于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成了对于“天命”

的回忆和摆设。

到了中唐时期，同史论、史评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家柳宗元写出了《天说》一文，他的好友刘禹锡写出了《天论》三篇，于是“天”

被认识为物质，并在自行运动着，而这种运动着的物质的“天”

即“自然”

与“人”

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338]。

至此，天人关系说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阶段的历程。

宋代以后，有所谓“天理”

和“人欲”

对立的说法，多是思想家们所谈论的命题。

而这里的“天”

，则由上帝意志的“天”

、物质与自然的“天”

，蜕变为绝对精神的“天”

了。

这同史学家所讨论的“天”

有所不同。

此外，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中，还有“天人感应”

说和谶纬说的流行，但自司马迁以下，它们大多未占据过主流地位。

所谓古今关系，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古今是否有联系，二是古今是否有变化以及怎样看待变化的轨迹，三是古今联系和变化是否可以划分为阶段等。

古今联系的思想起源很早，这要追溯到传说时代。

从文字记载来看，《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是强调历史鉴戒的重要，正表明古今是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