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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1页）

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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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1]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120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

“贞观之治”

和“开元之治”

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

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盛唐气象”

。

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

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三篇修史诏书是：

（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武德四年（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

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梁、陈、北齐，“犹有文籍”

，至于周、隋，因隋末动乱，文献“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2]。

由于唐皇朝统治者的先人在北周时地位显赫，而唐又是承隋而起，所以令狐德棻在建议中尤其强调了撰述周、隋两朝历史的重要性。

作为开国君主，唐高祖也深知修史工作的重要，因而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3]。

这里讲的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虽非首创，但它出于皇帝的诏书，这在以往实不多见。

诏书还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作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这一段话，颇显示出唐高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历史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这的确是难得的。

唯其如此，他产生“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

，“顾彼湮落，用深轸悼”

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了。

诏书提出的六代史及其撰者名单是：北魏史，萧瑀等撰述；北周史，陈叔达等撰述；隋史，封德彝等撰述；梁史，崔善为等撰述；北齐史，裴矩等撰述；陈史，窦琎等撰述。

总的撰述要求是：“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这次修史工作，一则由于有些撰述者相继调离或死去，二则由于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故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4]。

尽管如此，这篇诏书却透露出唐初统治者对于撰述前代历史的工作有一种宏大的气魄，从而为唐初史学的发展定下了较高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