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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2页）

（二）唐太宗《修〈晋书〉诏》

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撰晋史者凡20余家（按习惯说法是18家）。

这些撰述大部分在唐初还可以看到。

但是，它们都产生于东晋、南朝分裂时期，在唐代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就显得不尽如人意。

因此，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在史馆已经修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后，提出重修晋史的要求，并下达了《修〈晋书〉诏》。

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诏书还追述了从传说时期至唐初的史学工作，肯定了史学工作所发挥的“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的积极作用。

但是，诏书认为以往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说它们有的“烦而寡要”

“滋味同于画饼”

，有的“不预于中兴”

，有的“莫通于创业”

，有的“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等等；故而唐太宗“遐想寂寥，深为叹息”

，要求史馆重修晋史。

唐太宗对以往诸家晋史的评价未必都是恰当的，但他从整个史学工作的要求提出重修晋史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以房玄龄为监修，领导《晋书》的撰述工作，当时同修者近20人，以令狐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5]。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撰成，当时称为《新晋书》。

《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出唐初统治者对于历史的一种重新评价的要求。

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三）唐高宗《简择史官诏》

谏官朱敬则曾上《请择史官表》，表中称引北齐神武帝对史官魏收说的一句话：“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

又举北周文帝重视史官柳虬关于直笔的说法。

最后提出应对史官人选进行严格的考察，指出：“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尔！”

[6]宰相韦安石读了这份上表，感慨地说：“董狐何以加？！

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7]史学家刘知幾说：“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

[8]史馆“职司多滥”

，正是朱敬则上表的背景，也是唐高宗于咸亨元年（670年）颁发《简择史官诏》的原因[9]。

诏书是：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

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

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