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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3页）

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疏舛，亦恐漏泄史事。

自今以后，宜遣史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任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

这篇诏书跟前两篇诏书不同，前两篇是对所撰史书提出要求，此篇则是对撰写史书的人提出要求。

后世史家有所谓“史德”

的说法，这里讲的“操履贞白”

“谠正有闻”

，其实就是史德。

当然，在史德之外，也还必须有史才，这就是“业量该通”

。

诏书明确指出，凡不具备这种德、才的人，虽居史职，亦不可参与修史工作。

这表明唐初统治者对选择史官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对待史官的看法在价值观念上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史官地位的提高和史官受到严格的考察，这在当时是并行不悖的。

这三篇修史诏书，在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在撰述课题的制订上，在史学人才的选拔上，对唐初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可以认为，这是盛唐史学得以发展的政治上的保证；若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保证，盛唐史学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收获和历史认识上的成就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所取得的重大收获方面。

“五代史”

的撰述。

上文讲到，唐高祖时曾下诏撰述“六代史”

，即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个皇朝的历史，但因种种缘故，这次修史工作竟不就而罢。

唐太宗继位后，于贞观三年（629年）复下诏撰述“六代史”

。

经史臣众议，认为北魏史已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二家[10]，“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唯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当修。

唐太宗表示同意，以令狐德棻修北周史，李百药修北齐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魏徵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监修，以令狐德棻具体指导和协调诸史撰述工作。

7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俱成，为“五代史”

。

它们是：《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北周书》50卷，《隋书》55卷，共247卷。

“五代史”

全为纪传而无书志，故亦称“五代史纪传”

。

“五代史”

撰成，唐太宗极为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