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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5页）

[15]这里不仅高度评价了《五代史志》的成就，也肯定了唐太宗务使史官“各当其才”

的正确区处。

后世多有批评唐初史馆修史之弊，而郑樵这里讲的恰从一个方面肯定了史馆修史的长处。

我以为，对唐初史馆修史，纵不可全然肯定，更未可全然否定，郑樵论《隋志》的成就及其原因，便是极好的说明。

郑樵讲的《隋志》，就是《五代史志》。

有的论者说，《五代史志》因附于《隋书》之后，久之，乃称《隋志》。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五代史志》成书之初，就被呼为《隋志》，李延寿《北史·序传》即可为证[16]。

以上所说《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即《隋志》）《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是对前朝历史的总结性工作，也是盛唐史学在纪传体史书撰述上的重大收获，它们占了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

这种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没有第二个皇朝可以与之相比的。

而这些撰述在历史认识上的成就，也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的认识。

中国史学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是有久远的传统的，司马迁《史记》里就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后来的“正史”

也都继承司马迁的这种做法。

但是，在认识上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为“正史”

，并且为这样的政权撰写“正史”

，则是从唐初开始的。

这不仅表现在唐初史家对魏收、魏澹两人所撰两部《魏书》的肯定（认为它们“已为详备”

），而且对北周、北齐的历史也跟对梁、陈、隋的历史一样看待，一并予以修撰；同时，还表现在对十六国历史的认识上。

《晋书》一方面按照以往“正史”

的传统作法，于书中立《四夷传》，分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族情况；一方面又对南迁各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在编撰上作特殊的安排，另创“载记”

一例，一一备载。

此即所谓：“北狄窃号中壤，备于载记；在其诸部种类，今略书之”

[18]。

这是《晋书》著者的创见，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重视。

在具体评价上，他们一方面大讲“戎狄乱华”

“窥我王政”

，对少数民族有许多贬斥、诬蔑之词；一方面又肯定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

例如，论石勒说：“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

，“杖奇材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室，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

[19]论慕容廆说：“其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敦地利，任贤士，该时杰，故能恢一方之业，创累叶之基焉。”

[20]论慕容德说：“然禀俶傥之雄姿，韫从（纵）横之远略，属分崩之运，成角逐之资，跨有全齐，窃弄神器，抚剑而争衡秦魏，练甲而志静荆吴，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观其为国，有足称焉。”

[21]论赫连勃勃说：“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

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乎！”

[22]等等。

对少数民族政治人物能够作这样一些评价，在《晋书》以前的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第二，对南北关系的认识。

从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南、北处于分裂对立状态。

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上则是：“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