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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6页）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23]随着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史学家对南、北历史产生了新的看法，因而才有了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

的历史撰述上的要求。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摒弃了“索虏”

“岛夷”

的旧说，把南朝史和北朝史置于同等地位看待，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反映。

这突出地表明了唐初史学家、政治家重新认识南、北历史，倾向统一的历史见解。

在当时来说，这无疑是进步的见解。

第三，对历史经验的认识。

中国史学家、政治家历来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所谓“殷鉴不远”

的说法，就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传统。

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史记》则是其在史学上的反映。

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不少都经历了隋唐之际的巨变，这使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又比前人深化了一步。

从史学上看，这突出地反映在魏徵为《隋书》所写的史论中。

魏徵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24]的论点，不仅对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种有力的揭示，而且也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种深刻的启迪：从历史的比较中判断是非，决定去取。

盛唐史学家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对于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上，也表现在对于本朝历史经验的重视。

盛唐晚期的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一书，是作者倾全部心力总结唐太宗时期的“政化”

，作者认为后来的统治者们只要“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25]这是强调了本朝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因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贞观政要》既非纪传体史书，这里就不详论了。

要之，盛唐时期在纪传体史书撰述上的收获和由此反映出来的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上的成就，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大事业，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光彩的一页。

三、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

如果说盛唐时期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主要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史学家对史学、史学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书。

中国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反省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态的话，则刘知幾的《史通》乃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

司马迁活动于汉初，刘知幾生活在盛唐，他们都是处在封建社会虎虎有生气的时代，这与他们能够在史学上从事总结性的工作并取得杰出的成就，不是毫无关系的。

刘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他于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任史职，直至去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修史工作，首尾凡20余年。

主要撰述工作有：武则天时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中宗神龙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景龙四年（710年）撰成《史通》，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200卷，继而与史学家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以撰述之功，封居巢县子。

开元九年（721年），其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知幾诣执政诉理，玄宗怒，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旋卒，时年61岁。

在刘知幾20余年的史学活动中，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撰写了《史通》一书。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共20卷52篇（佚3篇，今存49篇），主要在于阐述史书编撰的体裁和体例，而以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最详；同时，它也论及史学和史学工作其他方面的不少问题。

从《史通》的内篇、外篇两大部分可看得十分清楚：其内篇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外篇则着重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在总结以往史书体裁的基础上，提出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这两种断代的纪传体和断代的编年体史书，是今后历史编纂的主要形式，即所谓“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26]。